(九月末二战托福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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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ione: reporter (1974)

动笔写新好莱坞,契机竟是尼科尔森,放在一年前怎么也不会料到。不过也对,看来陌生感是表达欲的养料,当我尝试谈论一张过于亲密的面孔——崔师傅顶着莫西干头鼓掌、小柯里昂甩来一记眼刀——话语还没到达舌尖,就被涌起的笑意截断了。但我们永远无法像提起一位朋友那样谈论尼科尔森,伴随这团含混不清的阴影一同降临的,是困惑和焦躁:紧皱眉头、搜肠刮肚,拼命翻找词句来限定这具身体的流动,仿佛他是一道等待被抹平的褶皱、一只若隐若现且随时会消失无踪的飞虫。

看尼科尔森表演是一件愉悦的事,这种愉悦不意味着舒适。对于很多演员,我的观看方式更接近“打量”,将那些动人的光晕拆解,用目光细细勾勒,像卡里娜的下睫毛、利奥德紧绷的嘴角、德尼罗的右脸颊痣;又或者,彻底抛开演员的主体性,忠实地浸入角色。然而,尼科尔森引发的是一种“探究”或“检视”,你无法懒洋洋地躺在那里观赏他,更不可能默认他的存在。你必须站在对面直视他,不安地,亢奋地。

我想到前不久《电影手册》纪念阿兰德龙的文章,译者在最后写道,“在他的美丽躯壳下,存在的究竟是神秘,还是仅仅是虚空?他占据的这部分空间将永远令人着迷。”尼科尔森或许正是德龙的对立面,后者那锋利的美印刻在每一格镜头上,轮廓鲜明,气势汹汹,蛮横地挤入视线最中央;而前者似乎有意逃脱目光的追捕,不留下痕迹,也没有重量,可以感受他,但未必看见他。当你必须用语言凿开一个切口,你发现在长久的真空过后,脑中冒出的是一组又一组相互冲突、却不可拆分的形容词,他那么疲倦又那么愤怒,漫不经心又固执得近乎癫狂,每一次破坏性的展露总跟随着一个玩世不恭的笑容,对你说刚才发生的一切不过是个狡猾的逗弄。但有趣的是,不管形态如何流变,你总坚信这其中存在一个稳固、既定、统一的答案,能用来解释全部动荡。

尼科尔森占据的空间不是虚空,那儿有个实在的东西,那个东西就是动荡本身,是动荡的持续性。

《五支歌》和《过客》都是关于逃离和切断根源的故事。随意跳上一辆不知驶往何方的货车,把自己的照片贴在别人护照上。尼科尔森总在主动偏离原先的生活轨迹,掉头,转向,将命运交给全然未知,每一处居所都只供暂留,没有目的地,没有着陆点,唯一的旅伴是脚下延伸的公路。我看着他,对峙一样,像拳击场上两人相对而立,他挥拳,我接住,再用另一只手回推。我忽然明白望向他时为何总被巨大的不安笼罩,在他面前,我分明重复着镜像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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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ve Easy Pieces (1970)

该如何讲述新好莱坞呢?这整一代人的模样,就倒映在尼科尔森幽灵般的面孔中。八月初旅游,有天下午窝在酒店看《美国风情画》,边播放鲍伊的Young Americans,我写:无线电波点燃城市夜空浮动的火种,踩下油门,过去随青烟散尽,未来仍隐在霓虹深处,于是,我们共享着一个永恒的当下。新好莱坞不能被定格,因为它留给我们的不是一道背影,而是奔跑的动作,是无数个正在掠过的此刻。“幽灵”在此,既是一个名字的指代,也是一个名词化了的形容词。

幽灵拒绝被捕获,可你依然能够一次又一次拥有它,很简单,只需用拇指敲击空格,待影像开始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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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y Rider (1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