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由迪士尼制作、海莉·贝利主演的《小美人鱼》电影在国内上映，掀起一片热议。然而，相关影评很少涉及人物塑造或剧情，反而常常聚焦女主角的外形。大家批评女主角海莉“黑”、“丑”、“矮胖”，“长得像小丑鱼”、“像猩猩”，所以“不配做女主角”，更“不配做公主”。看到这些评论，我们震惊于白人至上的审美标准对国内舆论空间的统治，同时也惊讶地发现这些批评者中竟不乏“女权主义者”。无论是无心还是有意，她们的行为显然与女性主义背道而驰。
因此，虽然《小美人鱼》电影剧情本身乏善可陈，且带有父权色彩的爱情故事并没有什么吸引力，我们还是决定写下这封信，希望能说明“我们为什么不该嘲讽小美人鱼”。在这封信中，我们不分析电影的人物塑造或是叙事技巧，而是尝试回答这些问题：人的审美是天然的吗？外貌羞辱小美人鱼为何对女权有害无益？政治正确又是错误的吗？
1. 殖民主义与审美霸凌：美的标准由谁制定
审美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塑造的结果，对“美”的定义权总是掌握在胜利者手中。在成长过程中，媒体和周围人不断告诉我们某种外貌才是美，而我们的审美观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巩固。因此，对“何为美”的争夺必然与种族、国族、阶级等权力结构紧密相关。学者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中论证了西方如何将东方建构成“原始、落后、不文明”的她者，以和“进步、文明”的自身相区分，从而合理化对东方国家的剥削和殖民统治。同时，殖民者将自身的外貌特征和“文明、高尚”相联，于是白人的身体成了外在乃至内在之美的象征，而被压迫的群体也将这样的标准内化，进一步巩固了殖民者的支配性地位。
而即使是在白人内部，美的标准也总是由掌握话语权的胜利者制定。例如曾经称霸欧洲的凯尔特人战败于日耳曼人和罗马人，于是日耳曼人的金发碧眼成了美的象征，凯尔特人的红发则成了“野蛮”、“粗俗”的代表，因此《哈利波特》中红发的罗恩一家才深受歧视。又如西方国家偏爱小麦色皮肤是因为只有坐拥财富的资产阶级才有时间到海边度假、晒日光浴，所以小麦色皮肤其实是财富地位的象征。
由此可见，人们所追求的“美”从来不只是一具躯壳，她们迷恋的其实是权力本身。然而可悲的是，让自己看起来更像高位者并不会真的让双方地位调转，而只会深化自己所受的压迫。当我们美化压迫者，是不是同时也在丑化自己、将自己所受的压迫变成了理所应当？如今，后殖民时代的西方国家已在推动审美革命，反对身体羞辱，倡导欣赏和包容各种身材样貌。然而国内审美观却依然深受殖民主义影响。观察现今流行的外貌特征：冷白皮、大眼睛、欧式双眼皮、高鼻梁、尖鼻头、窄鼻翼、巴掌脸、直角肩、细长的身材...我们不难发现白人的审美取向仍然是不可撼动的美的准绳。
重重规训之下，女性通过化妆、整形、使用美容产品等各种方式进行“身体管理”。染发、美瞳，眼影高光等其实都和理想中金发碧眼、五官深邃的面孔不无关系。而这种现象其实和上世纪美国黑人对白人的模仿如出一辙。民权活动家阿萨塔·沙库尔在回忆录中写道1960年代的黑人女孩用漂白剂擦洗身体、定期去美发沙龙拉直头发以获得和白人一样直顺的秀发，而她在很久之后才意识到这其实是一种压迫。掌握权力的人所推行的审美霸权是一种暴力，因为其本质是不允许人，尤其是女性，以某种方式存在。因此，羞辱小美人鱼的人其实是试图以话语“消灭”以特定形态存在的个体，而这种暴力最终必将威胁到她们自己。
2. 身份的交叉性：性别和种族的双重压迫
除了殖民主义和审美霸凌，人们对小美人鱼的批判亦体现了在白人主导的父权制下有色人种女性（黑人、亚裔、拉丁裔女性等）经受的多重压迫。1960年代第二波女权主义浪潮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兴起。彼时女权主义者从西方中产阶级异性恋白人女性的角度出发，认为全体男性以相同的方式压迫女性，因此所有女性在父权制下的处境都是相似的。然而，自1990年代起，女权主义者开始批判前人对女性群体内部多样性的忽视，并呼吁关注不同种族、国家、民族、阶级、性取向...的女性所特有的困境。
该领域开创性的学者金伯利·克伦肖在1989年提出“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一词论证有色人种女性因其种族和性别身份受到双重压迫，因此她们的社会地位要比享有种族特权的白人女性更加边缘。例如女性因为性别歧视常常只能从事文员、秘书类的工作，但是这类岗位总是更青睐白人女性，所以黑人女性失业率和贫困率居高不下。同样的，虽然父权制下所有女性都会被物化（见《美丽魔咒何时休：我们为什么要停止打扮？》），但白人女性总是被当作“女性气质”、“女人味”的代表，因此常常能免于羞辱。然而有色人种女性不仅要被当做物品评判，还要遭受无止境的长相霸凌。
作为女权主义最重要的理论之一，“交叉性”的意义早已超越了女权主义本身。它让我们明白人的处境由多重身份共同塑造，而不是由单一的身份决定。即使同为女性，出身优渥、在哈佛大学攻读法律的白人女性，和在非洲萨赫勒地区对抗干旱和洪水的黑人女性的生活也依旧天差地别。交叉性的视角让我们更容易共情她人的痛苦，也让我们意识到只关注单一维度不可能真正解决性别问题。回到电影《小美人鱼》，如果有些女性因为自己长得更像白人、更符合主流审美而产生优越感，觉得自己很安全，因此去羞辱那些没那么“幸运”的女性，那么她也将永远无法摆脱被当做物品评价和羞辱的命运。正如克伦肖所说：“当你看到不平等却认为那是‘别人’的问题、是‘其她倒霉蛋’的问题时，你就大有问题了。”
金伯利·克伦肖，律师、民权倡导者、交叉性女权主义者
3. 保守派的心虚和恐惧：政治正确是错误的吗？
此外，人们在批评小美人鱼时，还常常同时嘲讽让黑人担当女主角的做法是政治正确。曾几何时，在白人统治荧幕的时代，有色人种女性近乎隐身，即使偶尔登场也只是扮演配角、丑角、或是完全套用刻板印象的角色，然而当她们终于通过数倍于她人的努力登上大荧幕，却立刻被人贴上“全靠政治正确”的标签。这不禁让我们想到很多男性也常用同样的方式讽刺某些推进性别平等的举措。
的确，进步主义者也会批判政治正确，但是她们的出发点和保守派有根本的不同。前者认为政治正确的问题在于只“做表面文章”，主张应该推动深层的变革。例如只让黑人女性担任主角还远远不够，我们是不是应该挖掘和创作更多独属于有色人种的故事、并根除在美国影视界依然广泛存在的种族和性别歧视？可是后者批评政治正确的动机却恰恰相反。保守派的目的在于否认歧视的存在、否定改革的合法性，企图退回全卡司白人的时代。而其本质不过是恐惧“善”，因为“善”会让他们失去特权。
所以，每当少数群体打破垄断，保守派总是立刻站出来大肆批判：当海莉·贝利从迪士尼一众白人公主中走上大荧幕，让黑人女孩惊喜地大喊“她长得和我一样！”；当华裔演员杨紫琼在白人垄断奥斯卡影后长达二十年后获得这一殊荣；当谷歌等科技公司的入门级岗位招收女性以弥补近1:3的性别差距，总有人冷冷地说：“还不是政治正确”，其潜台词不过是“这不是你应得的”。可是，在批评政治正确时，这些人绝非在追求彻底的善，而是在赞扬真正的恶。何况，即便真的只是政治正确，这样的嘲讽就合理吗？事实上，政治正确至少承认了什么是对的，而不是颠倒是非，以邪恶和歧视为荣、以善良和平等为耻。要知道最可怕的从来不是伪善，而是把“恶”当成“善”。所以，要想消灭这片土地上的仇恨、谎言、戾气、倾轧，我们就不能不克服自己对“善”的鄙夷和恐惧。
结语
决定写这封信时，我们立刻想到了民权运动领袖芬尼·露·哈默。她将一生奉献给了性别与种族平等事业，呼吁保障少数族裔选举权、消除贫困、维护女性和性少数群体权益。作为国际主义者，她不仅关注美国，更将目光投向其她国家的弱势群体。她创立的自由农场合作社不仅惠及黑人，更慷慨地为所有有需要的人提供帮助。有人或许会问，她为何要为与自己“无关”的人奉献良多，而哈默的那句名言就是完美的答案：“没有人是自由的，直到我们所有人都是自由的。”
以上内容转自公众号：两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