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开始于疫情期间德国一间东正教堂的追悼会。追悼的是22岁的Vili Viorel Păun。2020年2月19日运输员Vili在上班途中目击了一场枪击案。Villi在报警三次无果后，尝试截停凶手。在Kurt-Schumacher-Platz他被杀害。同一天遇难的还有Gökhan Gültekin、Sedat Gürbüz、Said Nesar Hashemi、Mercedes Kierpacz、Hamza Kurtović、Fatih Saraçoğlu、Ferhat Unvar、Kaloyan Velkov和凶手的母亲Gabriele Rathjen。九个家庭和幸存者，这场枪击案中失去至亲、好友，他们因为同一个凶手而结盟，惨痛的悲剧让他们外乡人的姓氏作为烙印无休止地灼烧。导演Marcin Wierzchowski在四年的追踪拍摄中，捕捉到了这些被遗留下来的人们对承认的渴望，他们的愤恨，他们的不甘。失去了四个朋友的Piter Minnemann将拳头重重打向沙袋。在Arena-Bar的袭击中，他奇迹般地存活。看着未被公开的监控录像，他评论凶手是如何让他和朋友们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倒下。
这里没有疾速追杀中John Wick和他的东欧族卷头重来，也没有朴赞郁亲切的金子中最后的集体复仇。枪击案当晚，经过一个小时对凶手公寓的排查，SWAT队伍在地下室发现了已经身亡的Tobias Rathjen。有夜班经过案发现场现场的父亲，在工作结束以后，才发现儿子并没有回复自己关心的消息。有听到警戒赶去arena-bar寻找儿子被拦在警戒线外而没能得到任何正确的信息的父母，在2周以后，他们才知道遗体已经被尸检。对他们来说，这样的结果只会加深不公和愤恨。Rechtsextreme击倒了他们的孩子，而格外陌生的Bürokratie又在这之后扼杀了他们的能动性。
被封锁的紧急逃生出口和Polizei的rechtsextrem聊天群组，都让他们丧失对Institution的信任。影片中这些简单的人们，他们的悲痛是那样真实。当镜头切到椅一双在椅子上的Hugo Boss的球鞋，我还在纳闷这个画面的意义，却已经听到后排止不住的哭泣声音。坐在后面的受害者的母亲在首映式没有隐藏自己的情绪。她每天给孩子的手机充电，保留着Sedat生前喜爱的东西。当电影的自己想不起德文单词，Vili的父亲在放映的同时自己在后边嘟囔garlic，然后又跟导演讲，他这是给烤鸡做了一个免费的广告。当下一幕的镜头给到衣柜中儿子的血衣，我听到他又在哭泣。第四面墙从未存在过。这是一部纪录电影。当影片结束，我们也无法得到一个立即的出口。五年，经过了Partei换届，当年得到反对Partei支持的家属又被新一轮上台的Politiker所背叛。他们带着Rewe的购物袋，里面装着文件夹，第一次走进Hessischer Landtag。西装革履的德国官僚在家属前的掩饰和套话，以另一种方式打破了现实和虚构的界限。家属后面向政客请求将遇难者的纪念雕塑立在这座德国小城的老广场上，就在格林兄弟的雕塑旁，和收集童话的格林兄弟一样，成为哈瑙的孩子。凭什么？Hegemonie难以被一次极端行为而消解。这只是家属的一厢情愿。
当电影结束，座无虚席的柏林戏剧节剧场几乎全体起立鼓掌。我想到德绍的中国女孩，对她遇难的调查也一再被干扰、扭曲。2025年2月18日，我们可以说这是德式纪念文化（Erinnerungskultur）的又一次践行，也可以说，这是一个被德国人包围的360度的阿尔托式的残酷剧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