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好久没有看到一部剧可以让我热泪盈眶了。《觉醒年代》做到了。

为何热泪盈眶?因为在剧中我看到了许许多多大写的人。我敬佩他们的救国精神,我敬佩他们的个人品质,我敬佩他们的始终如一,我敬佩他们的和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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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聊我感触最深的陈延年、陈乔年。他们并不是这部剧的主角,但却给了我致命一击。

(ps:以下只聊剧情,不谈历史)

他们是陈独秀的儿子,一出场是脏兮兮的,因与父亲陈独秀不和,放着舒适的日子不过,选择自力更生在外搬运货物,平日吃的东西是发了霉的大饼。他们非常有骨气,宁愿受苦受累也不受自己厌恶的人(父亲)救济。

后来为了“报复”陈独秀,在陈独秀与友人相聚的餐桌上将一道黄牛蹄换成了癞蛤蟆,如此之后,还在陈独秀友人面前细数陈独秀身为父亲的罪过。要知道陈独秀当时已经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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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的陈延年、陈乔年嫉恶如仇快意人生。看完结局的我,很想马后炮一句:我很希望他们可以一直这样。但最初我只是对这俩小孩盖章有一点点幼稚。

后来陈延年陈乔年在街头卖《新青年》捡到500大洋时,选择在原地一直等,等到肚子呱呱叫,仍然等,直到等到失主。那种坚持,让我不得不摘掉幼稚的帽子,开始对他们刮目相看。

陈延年为了自己的救国理想,还给自己定了十分严苛、甚至有点“泯灭人性”的“六不许”——不闲游,不看戏,不照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谈恋爱,不作私交。

后来喝了一次酒,是因为要向自己的家人赔罪,“虽然我有六不许,不能饮酒,但是今天我也要敬赔罪酒,因为我也是立志要为国家献身的,作为长子,我可能不能为父母尽孝,不能为弟弟妹妹尽责,今天就以这杯酒谢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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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随其后的赔罪酒,是陈乔年。

立志为国家献身,谁都会说,但他们俩是真的愿意为国家献身,并且真的为国家献身了。

导演有多绝你们知道吗?陈延年陈乔年去法国留学之际,此时的他们心怀热血救国理想,眼神无畏,背影坚定,但导演却穿插了他们临死的画面——全身是血,身上都是受刑的痕迹,他们不惧的眼神,清清楚楚地写着不悔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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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片段让我在深夜嚎啕大哭,后来看到一次泪目一次,一点也不夸张。

真正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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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暴击是一夜白头的郭心刚。

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中国作为一战的战胜国,举国欢庆,都盼着能从战败的德国人手上拿回山东青岛权益。然而结果却只得到丧权辱国的条约,列强选择将德国在山东青岛的权益转交给日本。

听闻巴黎和会外交失败,郭心刚在河边坐了一夜,友人第二日寻到他,发现他已满头白发。白发是为国而忧出来的,背后是深深的无力和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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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思过甚,郭心刚参加五四运动示威游行时倒下,一病不起。而我始终记得他说过的那句“青岛该收回来了”,何等痛心,何等屈辱与不甘,令人肝肠寸断。如此心系国家,我等敬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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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完关于五四运动的第27集,我决定以后都要过五四青年节。郭心刚不易,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不易,就连学生们亦是不易。

五四运动学生示威游行,有32个学生被抓,陈独秀蔡元培前往监狱相救,一学生却说:

我等学生在这里多被拘留一天

对国民就多刺激一天

倘若我等三十二人

皆被尔等所杀

可以惊醒全国四万万的人民

我们不走

我们要把你这个牢底坐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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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爱国?何为操守?他们给了最佳答案。

陈独秀虽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但他致力于思想启蒙,早早放话“二十年不谈政治”。而面对巴黎和会外交失败,他猛地清醒——凭什么我们中国人要眼睁睁地看着签订巴黎合约?凭什么我们要眼睁睁地看着青岛拱手让给日本人?我们中国人就应该像畜生一样等死吗?就应该像畜生一样任人宰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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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唤醒更多的中国人,他甚至“执意”坐牢。

李大钊也是早已有决心,虽九死其犹未悔——我们是战胜国呀,适之,凭什么德国把我们的青岛让给日本呢?这还有公理吗?如果我们放任那些卖国贼,肆意妄为践踏民意的话,那我们这个国家,还能叫一个民主共和国吗?我们还配叫国家的公民吗?所以为了国家利益,我们现在需要一个彻底的革命,把思想觉悟和行动觉悟结合起来。我李大钊愿意当这个急先锋,九死而不悔,虽千万人,吾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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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绝非初中历史书上描写的寥寥几笔那么简单。背后有无数个爱国青年,抛头颅洒热血。我十分后悔,之前去青岛时没有去一趟五四广场。

最后再聊一聊给我会心一击的一些瞬间。

1917年,时局混乱,军阀割据,政权更迭,易白沙忧国忧民,恐救国无门,在陈独秀面前哭着说,“这个国家完了!烂透了!你说的二十年不谈政治,行不通啊!现在只有跟这个烂透的社会拼了,拿命跟他们拼了!”

“以死报国,激劝后人”,其痛心疾首之态,结合弹幕告知易白沙的结局是深感绝望跳湖自杀,我无法不被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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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胡适在巴黎和会外交失败之时,仍然坚持学术,避谈政治,一句“国家和北大没我都可以,可是我的杜威导师没有我,他在中国会寸步难行”让很多人都心生反感。

但他最初从美国回到北大当教授演讲所说:

“吾他日能见中国,有一著名的国家大学,可比此邦的哈弗、英国之牛津剑桥、德国之柏林、法国之巴黎,吾死,瞑目矣。”第二天,我仍觉意犹未尽,又在日记当中写道:“国无大学、无国家藏书楼、无博物馆、无美术馆,乃可耻耳。”今天,我终于回来了,我胡适回到中国别无奢望,但求一张苦口,一支禿笔,献身于北大迈向世界著名大学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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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想要为中国办一所好大学出力的迫切心情,我有被其追求感染到。

以及在演讲当中,胡适用英文念了一句《荷马史诗》里的话,发音不够地道,在场不少人笑话。大佬辜鸿铭还现场秀了一番自己的希腊语以此来羞辱胡适(《荷马史诗》是希腊古诗)。

然而胡适面带微笑,不卑不亢,“我不在乎它的语言、语音、语调,我不在乎它是否是正宗英国人的伦敦腔,还是下等人的发音,我在乎的是,它所表达的内容,'如今我们回来了,请你们看分晓吧',辜先生,这句话也是我想对您说的;这句话,也是我想送给在座的每一位;这句话也是我们北大学人,对一个旧的中国、一个旧的文化的宣言,也是我们对于办好新北大的一个——郑重的承诺。”惊人的气度,惊人的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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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佬辜鸿铭可不是个坏家伙,他是蔡元培的唯粉,蛮可爱的小老头。

虽说他反对新文化运动,站在陈独秀、蔡元培的对立面,但他从不陷陈独秀、蔡元培于不义。别人拉着他要害陈独秀、蔡元培,他反手就一个拜拜走人——我可不伺候你们这些恶人。北大有难,陈独秀需要他一起前去英国外交使馆谈判,他不拘与陈独秀之间的小节,为了大义当仁不让,并杀了英国外交使者一个下马威。当蔡元培被人恶意解读时,也是他第一个站出来为其解释、正名。

小老头啊,固执,但心中自有丘壑,非他人可以随意染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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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个小老头林琴南也是如此,被奸人蛊惑,写了不少文章诋毁蔡元培和陈独秀。但蔡元培有大人之量,仍然写信过去,邀其为明代刘应秋的作品题词。林琴南感动并惭愧,不再笔伐陈独秀、蔡元培。一句“金钱事小,人格为大”,让人心生敬意。

“走吧,我累了。”是真可怜,也是真悔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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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确实是一名君子,他让我懂得什么是“君子和而不同”。说一个君子的细节,蔡元培在北大和教授开第一次校委会,他迟到了一会儿,先鞠躬问好,而后说明迟到原因,再鞠躬致歉。满满诚意,满满歉意,满满风范,谁还会介意多等了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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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有辜鸿铭、黄侃等守旧派,也有陈独秀、胡适这样倡导新文化运动的革新派。陈独秀被蔡元培三顾茅庐请来北大当文科学长,引来辜鸿铭的不满,因陈独秀既无学历又无学术著作。在会上,辜鸿铭将不满直言,陈独秀也不退让——你要是觉得我不行,那我们等下好好切磋切磋。

蔡元培看这俩针锋相对,赶紧止住,先说辜鸿铭这话有点过分,又陈述了一遍他为何请陈独秀来当北大的文科学长。会后,怕陈独秀真去与辜鸿铭切磋,留下陈独秀谈话,“文化是政治的先导。这个文化啊它是割不断的,它新文化只能在旧文化的襁褓中生长,对旧文化,它只是扬弃和革新,在学术研究上不能搞清一色,要鼓励和支持百家争鸣。作为北大的文科学长,不能容不得人啊,你知道,人和文化是最复杂的,在当今这么一个混沌的时代,其实每个人都在为国家寻找出路,只是思路不同罢了。”如此胸怀,让陈独秀受教,让我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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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是剧中我最喜欢的角色。看第一集11分钟时,我就被他的话激动得不成样子。但要说最令我受教的,大概是“道德是用来律己的,不是用来责人的;道德是用来躬行实践的,不是在嘴头空喊的。道德的要义是修身,修身的最高境界是追求真理,追求好比炼狱啊。就像玄奘法师取经,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一样。我们之所以创办《新青年》,就是为了要一大批,像玄奘法师那样的取经者,来为我们这个病入膏肓的中国,寻找剂药方。我认为这个才叫讲道德,讲大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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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做到道德用来律己而非责人,我就觉得已经很不易了。我之前工作是娱乐编辑,需要写不少明星的八卦,其中不少涉及到个人道德问题。我的写,大多是批判的。有读者曾留言,综艺节目,真真假假谁知道。我当时回复,大概是真假我无法判断,但这个行为是不好的,我要批判的不是这个人,是这个行为。但有时候写多了,我是不是又批判过人呢?

以后用这句话来提醒自己吧。

最后,用迅哥儿这个冲破镜头的愤怒眼神结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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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我们保持清醒,保持愤怒,保持道德,做一个不错的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