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10年，“蛮族”哥特人侵占了罗马这座“永恒之城”。城内罗马人的财富被劫掠一空，妻子被奸淫，房屋被烧毁，其状之惨无以言说。罗马的陷落在当时的帝国内部引发了巨大的恐慌，当时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是基督教在罗马的兴起，引发了“蛮族”的侵略，并直接导致了罗马的陷落。
而彼时的基督教在君士坦丁大帝和狄奥多西的推动下，“异教”已经被逐渐取缔，基督教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爱德华·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记录了异教被取缔，基督教渐占据上风的场面，“没有祭司，庙宇和经典在旁边加以人为的援助，神的观点就无法保持长久的记忆.....在狄奥多西逝世不过而是八年后，立法者再也看不到异教有什么蛛丝马迹留下来”。
就当基督教遭受质疑时，远在北非的一位基督教教父坐不住了。为了驳斥异教徒，他在生命最后的20年时光里，写就了一本皇皇百万字的巨著——《上帝之城》。他就是著名的圣奥古斯丁（Augustine），此时他即将成为北非城市波特乃至整个西罗马帝国最重要的基督教父。在此后的基督教世界里，《上帝之城》不仅成为了仅次于《圣经》的基督教经典，同时也主导了西罗马帝国之后基督宗教世界的走向。
而当这部巨著写毕完成后，奥古斯丁的生命也迎来了终点。
公元430年，蛮族汪达尔人攻入北非，希波遭受了灭顶之灾。然而彼时擅长与各种论敌辩论的奥古斯丁在此时却不为所动，安静的在炮火声中离世。又二十年后，西罗马帝国正式灭亡，长达千年的漫长中世纪大幕开启。
1957年，著名导演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执导的电影《第七封印》(The seventh seal)上映，它将关注点聚焦于中世纪中晚期，将十三世纪十字军东征、十四世纪的肆虐欧洲的瘟疫黑死病、十五猎巫运动等历史事件并置于同一时空，继而讨论当沉默的上帝无法可见，而恐惧的死神如影随形，个体的终极信仰究竟有何意义？而身处“上帝已死”时代的我们，究竟如何安顿自身焦虑的心灵？
信仰：沉默的上帝
电影故事从海边沙滩上骑士安东尼斯·布洛克与死神的对弈讲起。从十字军东征归来返乡的骑士布洛克和侍从延斯正在海边的沙滩上小憩，骑士布洛克身旁突然出现了一位身着黑色斗篷、面色苍白的“黑衣人”——死神，死神说要将骑士带走。为了摆脱死神的控制，骑士故意与喜好下棋的死神对弈，双方约定，如果骑士死了，就甘愿被死神带走；如果骑士赢了，死神则免他一死。于是在回家路上，双方开始了一场漫长的博弈。
东征归来骑士的身体早已疲惫不堪，而更为严峻的是他自身的信仰世界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或许是身处极端的战场环境，骑士已经见证了太多残酷和血腥的死亡场面，以至于当他想要去寻找上帝信仰，去解答人们为何而死时，上帝在此时却沉默了。
骑士和随从延斯路过一家教堂时，教堂中一位画家正在画着一个可怕的死神。画家告诉随从延斯，他画出死神，是为了让人们感知到害怕和思考。在教堂里的另一边，骑士正在一个角落中向上帝祷告，并苦苦哀求希望上帝能够出现，并与他对话，然而此刻上帝却沉默了，现身的只有一个面容狰狞的死神。
于是在此时在电影中出现了第一个时刻——信仰时刻。
黑暗笼罩着骑士布洛克，他走向死神旁，隔着门窗，面色苍白、形容枯槁地在角落里单膝跪地说“用人的感官感受上帝是如此困难吗？当我们失去了信仰，如何再去相信那些信徒？为什么他以这种令我痛苦和屈辱的方式活在我心中”？
在一连串发问后，他对着死神似乎并不加以掩饰地说，“我们在恐惧中制造了一个偶象，并把那个偶象叫做上帝”。
而此时，在伯格曼大师般的摄影技术下，门窗将骑士和死神隔离，死神如上帝般以光亮被突出，而骑士却被凸显地十分渺小，显得微不足道。这是一个真正属信仰发问的时刻，布洛克是如此地痛楚和惶恐，但在此时在上帝和死神面前，却又显得如此卑微和渺小。
...我们有理由相信不仅是从战场归来的骑士，生活在中世纪信仰时代的大众同样在内心深处质疑过上帝的存在，然而在他们面前却如骑士布洛克般，眼前只有黑暗恐惧笼罩下的死神。当时的人们在战争、黑死病和死亡的笼罩下，相信上帝所赋予的末日时刻即将到来。对基督教世界历史的解释最初被写入《圣经·启示录》中，但真正将其诠释清晰的却是5世纪的奥古斯丁。
在奥古斯丁看来，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因违背了上帝的权威，偷吃了禁果，因而被逐出“乐园”，进入“尘世”。这是上帝赋予始祖们的“原罪”，同时由于“原罪”具有代际传递，始祖的后代也就是人类也被深深刻上了原罪的痕迹。
人类从诞生之日起就拥有了“原罪”，因而必须匍匐在上帝面前以“赎罪”。人类中一部分人具有“善”的本性，他们可以在“上帝之城”中祈求上帝予以拯救。在尘世6000年之后，世界最终在一场大火中消亡，那些不虔诚之人接受地狱之火的惩罚；而“上帝的选民”则可以进入“天国”永享幸福。所以在整个奥古斯丁的思想中，人类被置于了一个“乐园—尘世—天国”的历史之中，其历史并不是新柏拉图主义的循环历史观，而是一个具有“终结”意味的线性历史观。在奥古斯丁这里，世界的历史真正超越了新柏拉图主义的循环历史观，同时也是线性的历史、命定的历史。
...所以在电影《第七封印》中，我们能清晰的发现，中世纪信仰上帝的大众经历了残酷的战争和肆虐欧洲的黑死病后，在死亡的阴影笼罩下，他们相信耶稣和奥古斯丁预言下的人类的末世很快就会到来。同时人们也希望能够借助上帝，来回答生命的终极意义，告诉他们的未来究竟朝向哪里。
然而，在千年漫长的的中世纪时代，人们无法借助现代的技术救治战争和瘟疫中死去的同类，一切都看不到希望，只有等待上帝的惩罚和末日的降临。在向上帝苦苦哀求下，上帝沉默了，与之相伴的只有如影随形的死神。
恐惧：替罪的女巫
当骑士和随从走出教堂之后，他们看见了几位士兵正用铁索捆绑一位年轻的姑娘，并将她活活烧死。在当时的大众看来，这位女性与魔鬼结盟，并认为此地流行的瘟疫正由她引起。骑士布洛克无能无为力，只能在她即将被烧死之际，给她喂一口水，最后亲眼看着这位年轻貌美的女子被同类活活烧死。
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是，他们在客店门前看见了一支修道士和忏悔者组成的队伍在大道上行走，而此时电影中也出现了第二个震撼性的时刻。
忏悔者手执钢鞭，匍匐前进，边走边唱歌，并猛烈互相鞭打自己的躯体。当队伍在客店门前停下时，一个修道士站起身来，他向上帝祷告说，人们都会因瘟疫而死，并请求上帝救救苍生，上帝不言。他们继续抬起沉重的十字架，在泥土中匍匐前进，继续唱着歌，鞭打自己。歌声、哭泣声、哀嚎声扬长而去.....
...十四世纪的欧洲的黑死病是人类历史上的大事件。1348—1350年的欧洲爆发了著名的黑死病（Black Death）事件，据历史学家巴巴拉·塔奇曼估计，它使生活在印度与冰岛之间的1/3人口命赴黄泉，在1349年2月，在瘟疫尚未抵达斯特拉斯堡前，有2000名犹太人被带至坟场；在那里，除了接受皈依的人之外，所有人都被烧死在成排竖在那里，迎接他们的火刑柱上。
在巴巴拉·塔奇曼看来，在中世纪的历史上，当时的人们认为是“异教徒”犹太人向井里投了毒，才引发了这场瘟疫大流行。当时的大众虽然认为来自上帝神圣的惩罚是为瘟疫之源，但身处悲痛境地的人们仍旧在寻找人类的替罪羊，而作为永久的异乡人，犹太人是最显见的目标，于是向上帝发泄的仇恨便发泄到他们身上。
在当时中世纪的历史环境下，一方面女性由于身处社会的边缘位置，他们常常会成为各种污秽、与魔鬼媾和等隐喻的代名词；而另一方面在欧洲黑死病的环境下，大批人口的死亡更加深了大众对于未来的恐惧，而为了克服恐惧，他们往往需要寻找“代罪羔羊”，于是社会的弱势群体，特别是女性就成为了这一目标。
更为重要的是，将女子视为“代罪羔羊”是凝聚族群的重要方式。犹太人由于居无定所，他们常被视为外族人和异类，他们虽与本族人交往，但依然被认为是而当社会环境恶化，自身命运不幸的种族源头。而当瘟疫降临，恐惧来袭时，本族人为克服恐惧，就宣称是犹太人带来了瘟疫，并将大批外族犹太人杀死，以此作为克服恐惧，凝聚本民族族群的重要方式。
...英国学者贝格斯（Robin Briggs）就用这一理论来解释了欧洲中世纪时期的大规模猎巫事件，在贝格斯看来当时族群内部的邻里、家庭中的敌意和猜忌，以及与之伴随而来的挫折、恐惧才是猎巫的重要背景，因而这一种现象也被视为人类族群内部解决冲突的重要方式。
台湾中央研究院的王明珂先生在中国西南羌族的田野调查中，同样将焦点对准了羌族村寨里的被视为“毒药猫”的女性。在他看来，由于羌族村寨神话传说中的毒妖猫常与女性相联系，所以女性也常常以“毒妖猫”的隐喻而存在，同时在父权制结构相当牢固的村寨里，女性处于弱势地位，并且他们是“嫁入”男性家庭被视作外人。因此女性的身份性别更容易如“毒药猫”一般，被诠释为家庭的破坏者，一旦家庭社群或更大的村寨社群遭遇危险时，为了净化村寨的血统与道德纯洁，女性便成为了“代罪羔羊”，即众人口中的“毒妖猫”。
无独有偶，早已走出中世纪的17世纪早期，北美马塞诸塞州的一个村落里同样发生了一起大规模的“猎巫”运动。1692年，马塞诸塞萨勒姆镇的萨勒姆村里，几位少女受到了身体的折磨，她们声称自己受到了“邪恶”的攻击，她们及其父母都认为是村里其他人对她们施加了巫术；不久之后，更多的人受到了身体的折磨，为找出行巫者，她们指控了49人，最终在法院审判下，其中的19人(包括13女6男)被判行巫罪遭绞死，还有两人死在牢狱。相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其中还有两条狗因怀疑与魔鬼有染，同样被处于死刑。
这一事件也被称之为“萨勒姆审巫案”，这一事件至今仍然如阴魂不散般留在美国建国早期史上。那么是谁无缘无故杀死了19个人？今天关于萨勒姆审巫案的研究已经汗牛充栋，其中有几个相当有影响力的观点值得我们深思。其中之一是由美国学者卡伊·埃里克森在《任性的清教徒：一项越轨社会学的研究》提出的，他认为巫术迫害的目的是维护和强化社群认同(community identity)，以维持社会边界和重申社会秩序。这一理论和早期英国学者贝格斯和中国学者王明珂有相似之处。这一理论认为，一个社群在遭遇不确定性甚至恐惧、危险时，容易将弱势者视为“代罪羔羊”（或“毒妖猫”），以巩固和强化社群团结。
然而这一解释一方面具有相当的功能论的色彩，另一方面却又相当程度上忽略了社会文化背景，如基督教文化情境。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社会学系的艾萨克·里德（Issac Reed）对此研究提出了一项相当有意思的文化社会学的解读（interpretation）方式。在他看来，萨勒姆审巫案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在美国建国早期的社会中，清教文化存在一个断裂点，这一断裂点处于超验的无形世界(transcendental invisible)和“具体的”无形世界(“concrete”invisible)之间。
早期清教世界观中，女性是夏娃的后代，她们因经济和性利益更易堕落，也更易在各种利益下受到蛊惑，最终更可能会交出“灵魂”，与上帝或是魔鬼立约，她们也常常被视为贪婪的对象。因而在早期清教文化世界里，她们被编码和诠释为善的对立面——恶，而集体的责任就是将他们从魔鬼之手中解救出来，因为若不这样做，上帝就不会在战争中眷顾清教徒。
...所以，在这一讨论中，宗教和性别的议题在萨勒姆审巫案中就被凸显了出来，宗教为大众猎巫提供了形而上学的支持，而性别——女性被视为与魔鬼有染，又可以被视为是巩固男性权威的形而上学所做的一种努力。
通过以上相关理论的回顾和讨论，可以更好帮助我们去理解《第七封印》中13世纪的猎巫运动，即女孩为何无缘无故被烧死的故事。
其一，基督宗教是其历史文化背景，这一文化背景为大规模的猎巫运动提供了形而上学的权威，成为了大众心中无可置疑的合法性来源；
其二，欧洲大规模的黑死病产生的恐惧心理是其社会背景，为克服恐惧，屠杀与魔鬼有染的女性，就成为了其凝聚族群的重要方式，而女性因而成为了“代罪羔羊”（或“毒药猫”）；
第三，性别暴力在这一历史事件相当重要，女性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地位普遍低于男性，同时在基督教文化背景中，女性常被视为堕落的代表。如里德所言“在这一逻辑下，无形世界对有形世界的效力必须要有一个超验的男性权威人物来担保—对正直的父亲们而言是上帝，对邪恶的行巫者来说是魔鬼”。
此时当骑士布洛克亲眼所见一位女孩儿被活活烧死，布洛克的信仰世界彻底发生了崩塌。与此同时他遇见了马戏团一家，并与死神对弈之时解救了这一家人，最终在风雨天晴后，他们相遇，在此刻，布洛克也第一次沐浴到了生活、人性的阳光。
罪与罚：尼采的审判
如果说《第七封印》这部电影的主线是骑士布洛克归乡，在途中与死神下棋对弈的故事；那么在另一边，电影又一条线索则是马戏团约瑟夫一家生活的故事。
约瑟夫是一家马戏团的成员，他为人友善同时不乏带有幽默色彩，他还有一个美丽的妻子米娅和刚满一岁的孩子。约瑟夫常年为众人演戏以谋生存，在表演过程中难免会遭遇他人的戏弄，但在电影中，约瑟夫的面容与众人愁苦表情不同，他无论何时都保持着相当乐观的精神。同时在伯格曼的大师般的光影技术下，约瑟夫的面孔仿佛始终都沐浴在阳光之下——而这与电影的主人公，骑士布洛克始终愁苦的面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演戏的过程中，约瑟夫因与观众产生了争执，他在众人要挟下，在桌子上被迫表演了一头熊跳跃的样子，甚至还遭遇到了殴打。所幸的是，骑士的随从延斯救下了他，而约瑟夫为表感谢，邀请骑士布洛克一行在海边的沙滩上共进晚餐。
...傍晚的海滩上，微风习习，薄暮的阳光照在这片被死亡和恐惧笼罩着的大地上，显得如此美丽。
电影中第三个时刻出现了。但这一次它与前两次信仰时刻、猎巫时刻不同，死亡和恐惧不再出现，安宁的生活成为了电影的场景。
黄昏时刻，妻子米娅拿出一盆野草莓来款待骑士一行，约瑟夫也拿出乐器弹奏曲子，为这短暂的场景增添更多的乐趣。阳光照在骑士布洛克的脸上，他那始终愁苦、黝暗、严肃的面容不再，此刻变得祥和、安宁。
他对约瑟夫一家说，“我会永远记住这一刻，这样祥和的黄昏....我会努力记着我们说的每句话，我会小心珍藏这段记忆，就像捧着满满一碗牛奶一般小心，这会是我生命中闪光的一刻”。
...生活，而非信仰，成为了此刻电影的主题。生活在此刻拯救了骑士布洛克，而这也是伯格曼在《第七封印》最后给与我们的一个可能性的答案。
世纪之交，“不合时宜的沉思者”尼采同样站在了基督信仰的对面，他高呼“上帝死了”，同时重新呼吁关注我们生活的实在，重新肯定了此岸世界的意义。同样这也始终是伯格曼电影挥之不去的母题所在。
在《圣经·启示录》中，基督教设定了一个“罪与罚”和“天国审判”的故事。
耶稣是上帝之子，但让耶稣的门徒相当困惑和不解的是，既然耶稣是上帝之子，这意味着耶稣不会死去，但现实却是耶稣被钉死在了十字架上。于是他们认为耶稣之死体现了“福音精神”即不反抗，而到了耶稣上帝重临天国之时，便是真正的审判日，到了那时一切的罪恶将会重新被审判，一切的“罪”将被施以“罚”。而《圣经》在公元5世纪的圣奥古斯丁诠释下，末日审判有了更详细的描述——世界将会在一场大火中消亡，“上帝之城”的选民将得到永生，而不信者将得到永罚。
这便是伯格曼在《第七封印》这部电影最开头设定的天国审判的意向。“第七封印”象征着《启示录》提示的羊皮卷中七个封印的第七个，此刻万籁俱寂，世界灰暗，一只鹰盘旋在海边上空，鹰仿佛诵读着上帝审判词，象征世界末日即将到来。
《新约圣经·启示录》中讲述了第七封印的来历。相传在公元96年，圣徒约翰给亚细亚七个教会寄出的书信用七个封印封住，而当羔羊（基督）揭开第七个封印时，“天上寂静约有二刻”,七位使徒吹响七个号角（when the Lamb had open the seventh seal,there was silence in heaven about the space of half an hour.And the seven angles who had the seven trumpets），而当七个封印完全打开时，则意味着末日的降临和来自天国的审判。
与此同时，基督教还设定了“罪与罚”的因果道德伦理观。犹太教认为自己在家园的兴旺来源于上帝的恩赐，自己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为了报答上帝的恩赐，但随着历史的发展自己欠上帝的恩赐越来越多，恩赐也变成了一种“债”，自己所作所为变成了“还债”，甚至成为了一种“罪”；而基督教更是将这种道德化的因果论推到了极致，他们认为自己的始祖亚当和夏娃最初犯下了“原罪”，自己的后代也背负上了这一种“原罪”，人类中的一代又一代所做的就是为了“赎罪”，
在伯格曼另一部电影《处女泉》中，更是将这种“罪与罚”的道德观在现实表现中推向了极致。《处女泉》讲述了一个很简单的故事，虔诚的庄园主的女儿想要穿过森林，在远处的教堂向上帝祷告，然而不幸的是在途中，她却遭遇到了三个男子的奸杀。奸杀女儿并抢劫衣物的三名男子慌张之中意外地来到了庄园主家里请求过夜，此时毫不知情的庄园主收留了他们。他们将庄园主女儿身上夺下的衣物交给庄园主太太，希望能换回一些金钱和食物，庄园主一家此刻终于知道了女儿被奸杀的真相，于是在凌晨选择了复仇，并杀死了三名作案者。最后，庄园主在女儿被奸杀的案发现场苦苦哀求上帝为何要对女儿施加惩罚，并许诺要在此地修建一座教堂，此刻在女儿身下意外地出现了一汩圣洁的泉水。这便是“处女泉”的由来。
在基督教的视野里，每个人的所遭遇的不幸和厄运，无一不是所犯的“罪”，为了赎罪就必须要向上帝祷告并进行忏悔。在《处女泉》中，单纯的女儿被歹徒所杀看似是遭遇的一场厄运，然而在基督教看来这却是女儿所犯下的“罪”，父亲为了帮女儿赎罪，在向三位歹徒复仇前还要用砍下的树枝抽打自己，向上帝祷告以寻求复仇的正当性；而当复仇成功后，父亲却意外地又犯下了杀人的“罪”，于是在女儿被奸杀之地，父亲向上帝祷告并许诺为了“赎罪”，会在此地修建一座教堂。上帝有所“感动”，在女儿身下流出了一汩泉水，以应答父亲的祷告。
...这种“罪与罚”的因果道德论贯穿了基督教的历史，也深刻影响了历史上的大众。然而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尼采却对基督教这种循环和虚伪的道德观发起了最猛烈的抨击。
尼采对基督教的批评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信仰问题上，尼采认为基督教的道德秩序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谎言。在他看来，基督教为了保护人的安全本能，于是设定了信仰的道德伦理。但是把基督教本身的信仰当作一种单纯的意识现象，而不将其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恰恰是对基督教的本身的否定。
其次，尼采认为整部《圣经》就是一部“罪与罚”的历史，圣徒保罗为了自身的怨恨强行对教义进行解读，以至于让《圣经》完全道德化了。尼采否定了基督教形而上学的道德观，他认为应当超越肯定此世的价值世界，并对“罪”进行科学化的处理，即肯定人的此在世界的全部生活意义。
再次，尼采认为应当诚实地面对自身。基督教的形而上学体系本质上是服从绝对的信仰，而殉道者坚持的对真理的探索无非是对真理问题的麻木，所以他认为应当保持一种怀疑精神，无论是对上帝还是对真理本身。这一思想议程贯穿于尼采整个哲学思考的视野内，同时他认为基督教的思想本身也是柏拉图主义的一种变体，柏拉图主义认为此在生活世界无非是虚幻的泡影，而彼岸的世界才闪烁着真实的光辉，在这个意义上柏拉图的形而上学主义才统治了西方两千多年的文明。
...最后，尼采认为“上帝死了”之后，需要赋予尘世生活真正的意义。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尼采借查拉图斯特拉之口讲出了信仰破灭之后陷入虚无主义的困境，于是他选择来到了山上，以克服这一虚无主义。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三卷中，尼采同样选择了“第七封印”的故事，不过查拉图斯特拉的第七封印却与《圣经·启示录》有着根本的区别，查拉图斯特拉克服了虚无主义，肯定了自己的生命和权力意志，将自己教育和塑造成为了一名真正的超人，他具有酒神狄奥尼索斯般的超人品质，并找到了自己抛弃已久的女人——阿里亚得涅，并将其命名为——“永恒”。
生活，而非信仰，这是尼采面对现代世界世俗化后，应对虚无主义给出的答案，也是伯格曼在《第七封印》给出的可能性的结论。
生活：通向永恒之路
电影中，骑士布洛克尽管时刻在面临信仰的抉择，但他始终都对上帝保持着虔诚，而当他跨越黑死病之路，最后返回到故乡城堡的时候，多年未见的妻子对他却似陌生人冷漠一般；而在故事线索的另一边，约瑟夫和米娅夫妻二人的生活虽然漂泊不定，但丈夫约瑟夫却性情开朗活泼，他不仅擅长于取悦观众，更喜欢逗妻子米娅和孩子开心，甚至在电影后面情节中当他被人戏弄、殴打后，他也能把笑容展现给自己的妻子。
电影故事的这两位主人公形成了相当明显的反差和对比。黄昏时刻，在约瑟夫一家的家庭生活中，饱受信仰困扰的骑士布洛克才第一次感受到了生活的纯真，也是第一次沐浴到了生活和人性的光辉。所以他才会说，“这会是我生命中闪光的一刻”。
骑士趁着与死神博弈时，救下了约瑟夫一家，一家人终于在暴风雨之夜后，得以生还。而返乡后的骑士一行则没有逃过死神的魔爪，他们与死神在暴风雨下与死神手拉手共舞，走向了黑暗的国度；而约瑟夫一家在目睹骑士布洛克的人走向黑暗后，带着马车平静地走向阳光照射着的远方。
电影音乐响起，故事也终告结束。
《第七封印》所设定的时代背景是中世纪的欧洲，但电影中上帝的消失、替罪的女巫、虚无主义等等议题针对的却又和二战前后的世界有相似之处。就如电影中被屠杀的女巫来讲，女巫并无罪恶，然而大众却认为她犯下了与魔鬼有染的罪恶，同时在恐惧的阴影下，杀死女巫就成为了克服恐惧，凝聚族群的最佳方式。这与二战时期希特勒屠杀600万犹太人的手法如出一辙，纳粹认为犹太人是不洁的象征，于是屠杀犹太人就成为了凝聚自身“纯种”雅利安民族团结，进而激化民族主义情绪，成为为战争辩护以寻求正当化的重要方式，而犹太民族也不幸成为了“代罪羔羊”。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第七封印》的伟大之处或许在提醒我们，信仰、虚无、暴力等仍然在笼罩着今天的世界，也如加缪在《鼠疫》最后所言，真正的鼠疫却真正地藏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它们藏在家具、衣被、手帕里，会再次卷土重来。
《第七封印》诞生于1957年，彼此的世界刚刚走出二战的阴霾，然而和平并未持续太久，欧洲大陆的铁幕缓缓降下，第二次中东战争正在上演，古巴导弹危机即将笼罩整个世界。与此同时，在享受短暂的和平之时，现代人精神世界却又出现了严重的危机，消费奢靡主义盛行，虚无主义弥漫，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里似乎处处可见“垮掉的一代”。
伯格曼电影中信仰的主题也是他毕生生活的经历。幼年时期的伯格曼成长于一个瑞典牧师家庭，严苛的父亲经常要殴打幼年时的伯格曼和他的哥哥，在遭遇一场殴打之后还要亲吻“暴君”父亲的手，家庭中父母之间还常因琐事而争吵不休。成为导演后，伯格曼的个人生活并没有变得更好，他的一生经历了9次婚姻，仅在1957年拍摄《第七封印》时，伯格曼就已经离了两次婚。而在他的另一部电影《野草莓》中，酷爱真理和知识的老人伊萨克教授实则生活一团槽，他用冷酷和严苛的态度对待儿子，他要去接受一个科学奖项时却意外梦见自己年轻时的妻子和他的哥哥出轨，他所毕生追求的科学荣誉只不过只是一场幻觉。相反路上遇见的一群生龙活虎的年轻人，却教会了他如何对待生命还有生活，垂垂老矣的老人躺在床上向三个年轻人告别，他甚至都来不及说一句“写信给我”。伯格曼的电影就是他自己人生真实的写照，伯格曼或许是用他生命的经历，提醒观影者，请别忘了生活。
在世俗时代，对抗今天精神世界的虚无，需要每个人重新找回到生活世界的意义所在。正如韦伯所言“每个文明的核心就在于它过日子的生活之道”，唯有返回文明本身，而不沉溺于各种形而上和彼岸的理论学说，才是复兴文明的真正之道；也唯有如电影约瑟夫一家热爱生活，返回生生不息的生活本身，以生活为业，才是对抗今天坚固的资本主义秩序，寻找自身生命意义所在的可能性的答案。
电影最后，当约瑟夫一家驾着马车走向光明之路时，犹如《圣经》中人类载着诺亚方舟一般，遭遇风暴雷电，依旧生生不息，通向永恒之路。只不过这一条永恒之路，并非是一条完全形而上美好但虚幻之路，而是一条生活之路，实在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