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洛奇：工人电影的守护人
宗城
很少有导演比肯·洛奇更执着于呈现工人阶级。他是当代英国杰出的电影从业者，被电影史学家格雷戈尔誉为“新现实主义中间最重要的导演”。
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肯·洛奇就作为电视导演替BBC拍摄剧集，但真正奠定他电影之路的作品，是1969年的《小孩与鹰》。此后，肯·洛奇沿着写实主义的路子迈进，相继拍出了《秘密的档案》、《底层生活》、《我是布莱克》、《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等电影。他的电影饱含社会关切和批判意识，忠实地记录了当代工人阶级的生活，他呈现权力关系里的弱势一方，但并不把他们符号化，而是采用写实笔调，将个体悲剧背后的社会问题摆在台面。直到八十岁，肯·洛奇依然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他并未因年迈而温和，而是“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到如今，肯·洛奇已经是当之无愧的电影大师，后人研究今日的工人题材电影，他都会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
在电影处女作《可怜的母牛》里，肯·洛奇就表现了他杰出的人物塑造能力。这部电影以一个底层女孩为主角，她和窃贼结婚并生下孩子，但窃贼随后入狱，她自己的生活也一次次遭遇危机。肯·洛奇塑造的并不是一个符号化的底层人物，他呈现女孩的欲望，也表现她在面对生活苦难时的乐观和坚韧。她眷恋肉体欢愉、物质财富，但物质不会使她堕落，当她被负心汉伤害，独自养育年幼的儿子，面对生活的重负，她依然高昂着头，笑对人生。肯·洛奇在塑造女性时有难得的共情能力，他擅于发现小人物的美好一面，而不是以精英的视角去傲慢审视，这使得他电影里的主角虽然平凡，却闪耀出不亚于英雄的动人光芒。
1960年代，肯·洛奇拍出了他职业生涯的第一部代表作《小孩与鹰》。这部电影将工人阶级离愁与大英帝国的衰落并置，通过“小孩与鹰”这么一个具有寓言性质的故事，呈现出战后英国工人阶级的痛苦与迷茫。
影片的主角比利出生于一个依托煤矿工厂发展的小镇，在产业结构调整的冲击下，这座小镇走向衰败，工人阶级家庭承受着失业的打击。比利的家庭也面临父亲出走、母亲失落的僵局。肯·洛奇以小见大，将比利的家庭作为英国工人阶级失落的喻体，父亲出走，象征着以煤矿工厂为代表的旧工业时代的逝去，而在工厂工作的哥哥情绪日益焦躁，也折射出1960年代英国工人阶级整体的精神迷茫。
二战结束后，曾经的日不落帝国面临不可挽回的衰落，战后一代站在废墟上，一度面临“生活意义感的缺失”。《小孩与鹰》胜过一般工人电影的原因在于：它不局限于对工人阶级伤痛的探讨，还用高明的隐喻方式，揭示出了英国战后一代共同的精神危机。电影中，比利抓到一只小鹰，他把驯鹰作为自己压抑生活中的一件趣事，肯·洛奇用细腻的镜头语言，以反复出现的密集房屋、高大烟囱、狭窄街道和阻碍人道路的篱笆为符号，昭示出比利窒息般的生活，而他唯有奔向自然，在驯鹰的片刻，他才能短暂逃离，抬头看见清澈湛蓝的天空。
《小孩与鹰》是一部朴实无华的电影，却成为战后英国电影的一座里程碑。它被业界公认为1960年代英国最重要的几部电影之一，究其原因，这部电影发扬了战后英国“自由电影运动”所宣扬的独立、锋锐、介入现实的价值取向，它用真挚诚恳的镜头语言、巧妙的象征性叙事，呈现出一代英国人的失落与仿徨。
以《小孩与鹰》为标志，肯·洛奇的电影路线基本确定。往后五十年，他最重要的几部作品基本都沿着《小孩与鹰》的道路去前进。这些电影的主人公多是工人或失业者，生活在新一轮全球化发展、跨国企业扩张的背景下，例如《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的平台零工、看护女工；《我是布莱克》里的木匠工人；《天使的一份》里犯事的无业青年；《寻找埃里克》里的邮差；《甜蜜十六岁》里涉及非法交易的青年；《面包与玫瑰》里担任清洁工人的玛雅等，其中对当下最具有针对性的，当属《我是布莱克》和《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
《我是布莱克》证明了肯·洛奇不只会用悲天悯人的方式来表现痛苦，在这部电影中，他采用了幽默剧的方法，让观众在欢笑之余，更真切地感受到英国繁琐的官僚制度、虚伪的福利制度对社会底层的残酷。
这部电影的主角是一个大半辈子努力工作，晚年依旧陷入困窘的工人。他无儿无女，因为心脏病而停止工作，本指望靠残疾救济金挺过难关，可他没想到，当局为了减少社会福利开支，连他的残疾救济金都设法剥夺，他先是被政府派来的“专业医疗人士”坑害，残疾救济金被取消，随后在申请上诉期间，他申请待业救济，又被繁琐的官僚体系一次又一次玩弄。他为这个国家奉献一生，这个国家的关键系统回赠以冷漠。绝望之下，布莱克选择反抗，最终悲凉地死去。
《我是布莱克》以辛辣的方式批评了英国的官僚系统和福利制度，这部电影也为肯·洛奇赢得了戛纳金棕榈的荣誉。影片中有一句话:“我见过多少像你一样的好人，因为不配合而最终沦落街头。”其实，肯·洛奇的电影何尝不是一次次追随那些不配合的人、“像你这样的好人”，在这个倔强老者的内心，始终存留着不向伪善、冷漠机制妥协的勇气，他一辈子站在反抗者那一边，将被系统遮蔽的话语，从地底打捞出来。
与《我是布莱克》一样，《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也是非常动人的一部电影，也是当下直观数字平台零工困境的电影之一。肯·洛奇用写实的技巧完成了一个隐喻故事，他所记录的不只是英国底层工人的困局，也是这个时代所有困在“系统”里的人的困局，这个故事如此具有普遍性，就发生在我们身边，以至于不需要任何解读门槛，《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都能直击人的内心，使得观众去思考——造成系统里的人无法停下来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我们都在过上一种倦怠而不幸的生活，却对此无能为力。
影片的主角是一个零工家庭里的父亲，为了让一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他加入了一个大数据零工平台，无保障协议，一周无休，每天奔走在送快递的路上。被算法制定路线，被系统监督，超时就会发出嘟嘟嘟的警报，被客户投诉会被扣钱，请假无人代送也会被扣钱，一个工人连续干活十四天，因为抗议工头而被讥讽为“爱抱怨”，主角在路上遭遇抢劫，多处受伤，工头最先过问的不是他的状况，而是要求他补偿损失。此情此景，像极了中国外卖骑手的处境，但肯·洛奇早在去年就描绘了出来，并直指零工艰难背后的原因——算法支撑的系统将人变成机器，而缺乏对人的基本关怀。
缺少对零工保障的法律条文的市场，它的“优胜劣汰”式竞争加剧了每个人的“加速”，企业为了不被淘汰而“加速”，个体在缺乏议价权、休息权的情况下，为了不被辞退而“加速”，而当每个人都在加速，加速所带来的就不是整体幸福，而是整体倦怠，进而导致人们对这种催吐式竞争的怀疑。
《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呈现出来：很多民间的暴力——成年人突如其来的崩溃，少年看似无因的反叛，乃至一个人的自毁、消失，看似是偶然的，其实是一个对底层打工者缺乏基本人道、缺乏保障的系统的必然。例如在电影中，正是由于父亲为了家庭生计，早出晚归的工作，导致子女缺乏父亲的陪伴，在他们成长中最需要父亲的时候，父亲的缺席，造成了他们的失落与行动上的回应。
而电影中母亲一角，她承担的看护工作，也为观众揭开了英国老龄群体的孤独境况，在社会高速发展的情况下，许多老人却有被落下的处境，大数据，互联网，年轻人快速学习的东西，老年人却需要很长的周期去适应，而更为关键的，是当他们的子女投奔到这种加速的竞争中，他们的孤独由谁治愈的问题。看护这一工种，就是为此而生。但是，母亲帮助他人照顾老人，自己的家庭却剪不断理还乱，她和丈夫一样，受到繁重工作和家庭陪伴无法兼顾的困扰，而问题在于，为什么他们如此努力，收入却仍不及那些高官政要、资本巨头、房地产商的零头。
肯·洛奇呈现的是一种多米诺骨牌效应，在大数据和算法结合的时代，科技带给人的已未必是福音，而是一种困在系统里倦怠打拼直到崩溃的恶性循环。数字平台造就大量的零工经济，企业利用零工减少成本，扩大生产效益，并且利用平台的垄断优势，逼迫传统线下商家也不得不加入其版图之中，其结果是利益的大头给了平台及其背后的高层，零工为此(且难以有其他选择)付出高风险劳动，其收入却赶不上物价上升、房地产泡沫的速度。平民百姓要的有时很简单，家庭、房子、教育和医疗，可如果每一个都成本高昂，而自我的劳动贬值，那么在一个投机的收益明显高于劳动的社会里，大范围的倦怠与幻灭是可想而知的。
因此，佛系和过剩竞争看似截然不同，却是功绩社会的一体两面，所谓“消失”、“退出”，是在厌倦了这一套一代又一代延续的竞争法则及其背后的权力话语后，个体所能做出的最后的反抗。
肯·洛奇的电影不仅针对英国，在今天中国的语境下也一针见血。只有看完这部电影，再回想片名，才能感受到短短几个字背后的痛惜。《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但现状并不是难以改变，所能做的，也不只是后知后觉的惋惜，只有从根本上挑战功绩社会的评定标准，去推动针对算法与大数据平台的改良，从法律、经济和监管上维护劳工的权益，才能减少《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式的悲剧。
在保守党占据上风的英国，肯·洛奇并不掩饰自己的政治立场。他把电影作为介入世界的一种手段，是“向权贵进行的演讲”，也是在名流云集的艺术殿堂里，为无产者发出声音的媒介。在社会主义退潮、新自由主义一度成为潮流的九十年代，肯·洛奇就致力于拍摄呈现打工者困境，反映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电影，而如今，当“历史终结论”成为伪命题，全球化再度受到严峻挑战时，肯·洛奇通过《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等电影，展现了当代社会普遍的零工模式，以及在这背后深刻的阶级固化、社会区隔、下层居民缺乏保障等问题，这看似陈词滥调，但肯·洛奇细致入微地为我们呈现:这个零工体系是怎么运作的，它又是如何把人变成机器，步步贬损人的生命价值。用导演自己的话说，他呈现这些问题，是为了激励观众寻找另一个世界，一个“新自由主义”以外的世界。
多年以前，肯·洛奇曾拍过一部纪录片叫《1945年的精神》，在那部片子里，他展示了战后英国的重建。在当时，工党上台后推行一系列以经济计划化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改革政策，以求推进英国经济的恢复和重建。但自撒切尔执政后，那段工党执政的历史被淡化乃至污名化，保守党利用传媒宣传撒切尔的功绩，但立场先行地抹黑工党自1945年以来的经济方针，将政府调控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里的计划经济政策联系起来，将增加社会福利、保障工人权益的弊处放大，令人更加体认“增加福利导致工人偷懒、工作效率降低”的企业家逻辑。肯·洛奇希望回顾战后英国的重建，探讨那一时期的“社会主义”精神如何影响了英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进而为那段工党执政的历史“去污名化”。
但是，摆在肯·洛奇和左翼电影人共同的问题是，在今天呈现底层困境已远远不够，左翼不仅需要展现社会的分化，还需要去回应，为什么在贫富不均、社会阶层愈发分化的国家，左翼政党却没有得到更高的支持度，反而在多个国家遭遇保守主义的冲击。
就以英国为例。特蕾莎·梅之后执政的是保守党党魁鲍里斯·约翰逊，即便疫情防控不力，保守党依然在政党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而工党却面临目标选民的流失，前工党领袖科尔宾因“涉嫌歧视犹太人”的言论黯然离场，继任的是一位温和型的调和人物。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当下，保守主义和折中派更受选民欢迎，左翼政党的主张则被视作“激进”、“社会主义倾向”而遭受质疑，这在自由主义传统深厚、恐共心态挥之不去的英美尤其明显。因此，对于这一代左翼电影人来说，除了去呈现受压迫者的生活，探明他们中的部分人为何对左翼政党失望，也是一个值得深入的方向。
肯·洛奇有自己鲜明的关注领域，以致遭受误解。有批评者认为他的创作愈发重复。沉浸于拍摄“工人苦难叙事”，但没有挖掘出新的东西，甚至将他的作品讥讽为“工人阶级伤痕文学”。但观众如果仔细对比肯·洛奇的电影，会发现从《小孩与鹰》到《我是布莱克》，再到《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他一方面忠实于对社会底层的关照，但另一方面，他拍摄的不再只是反映传统工业衰败、工人下岗、批判官僚主义等这类老生常谈的议题，还有新兴的平台资本主义问题，企业家如何利用算法和大数据建立新的垄断方式，将工人变成肉身机器。
肯·洛奇揭示了一种当代奴役术，这是一种相比十六世纪更隐蔽、更合乎法规，却在本质上同样野蛮的奴役方式。《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的结尾，男主人公即便受伤，依旧驾驶着飞驰的货车，为了支撑一家人的生活，他甘愿接受算法平台的奴役。当他开进隧道，我们不知道黑暗中发生了什么，但可以感受到，在那一刻，人类的痛苦其实如此相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