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时常在想，社会学专业到底带给我了什么？坦白的说，我并不是一个好的社会学学生，对概念从不记忆背诵，对理论更是囫囵吞枣。
但几年的社会学学习至少教给我了一样东西——它让我对社会学议题更加敏感，或者更浅显的说是让我对“社会学”这个词更加敏感。
社会学家、社会学者，这些词在生活中似乎很“泛滥”，在上大学前读到这些词我肯定会草草略过，毕竟它不像经济学(狭义)、政治学(歧义)那么专业，好像任何专家都可以被称为社会学家。
只有在相对深入的了解社会学史之后，才能勉强分清内部的派系差异和斗争过程；有了些哲学底子才敢继续追根溯源，区分不同社会学家的古典起源——原来社会学家和社会学家之间也可以有如此不同。
这好像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他者”意识，任何人都不可能在成为当事人之前真正做到感同身受，即便他认为自己可以。
同理，如果不是社会学相关专业出身，极少有人会在意李英爱饰演的女主苏菲在片头被韩军司令介绍为“人类学家”。
编剧有意赋予苏菲的身份颇有对“主体性”概念的思考——表面上她是韩国裔瑞典籍中立调查员，实际上其父亲却是朝鲜战争中七十六位既没有留在韩国，也没有回到朝鲜，还被中立国瑞士拒绝入境的朝鲜俘虏之一。
如何实现价值中立是值得考虑的问题，更现实的是，这样特殊的身份冲突不可避免的导致了苏菲在调查真相的过程中造成两位军士的相继自杀。
人类学家一直在试图研究某些群体，而只有充分介入他们的生活才能真正研究清楚。那么这种研究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会对他们原有的生活产生影响呢？
《变形记》中农村孩子在交换结束后的迷茫是一例，睡桥洞的流浪汉在新闻报道后被城管赶走也是一例，更不提百年前爱斯基摩人在拍摄完《北方的纳努克》后饿死的惨剧......
在组织和策划过一些大型活动之后就会发现，有时一念之差可以让一个平庸之辈顺势平步青云，也有时却会导致一个有精明才干的人的早夭。蝴蝶效应的影响远比想象中的大得多，很多事情在回首复盘时总是有迹可循。
我们是否应该研究？我们是否应当报道？我们能否公开发表？道德感的压力始终让我在做新闻报道和内容传播的过程中紧绷着一根弦——我不愿意伤害任何一个本质善良的人，即便他在某些特定的场合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
这种负罪感并不只出现于对负面消息的报道中，有时候也会对正面消息的生产造成困扰。三周前因为工作需要采访了一位行业专家，我的本意是让他有价值的工作被更多人知晓，但他却说这样会让同事产生嫉妒心，不利于后期工作的开展。
社会发展让人与人之间的信息同步越来越困难，不同平台、不同群体之间因为意识形态的厮杀是我最不忍看见的。其实他们背后往往信仰相同的普世价值，但身份政治无疑加深了他们的矛盾。
逃无可逃，或许我本不适合从事内容行业，只是阴差阳错走上了这条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