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躲在床底，母亲呼喊了我整日，我趴着，几乎在昏暗的床洞里睡着了，父亲的拐杖声从房顶的阁楼传来，匀速而持续地敲响，他知道我在家，他加入我的游戏，他用他的沉默来回应我的。

他是多么沉默啊，沉默是时刻笼罩他的深浓阴影，而我的游戏就像一场戏仿，我以这样的方式来到他的世界，暗暗地感受到一点他漫长的、无声的抵抗，他就在阁楼中，隐没在黑暗里。我还是被母亲发现了，我的游戏结束了。

母亲对我说过很多话，我从母亲口中知道父亲与爷爷的矛盾与决裂，和外婆同来的婆婆也和我说过很多话，父亲战争结束后的失败，沦为囚犯，变成“坏人”，离开故乡，去往北方。这太沉重了，我不能理解，母亲作为讲述者，也不理解，或不愿理解，在婆婆口里，是“我现在不该知道的事”。

母亲同样也不知道父亲在本子上反复书写的那个女人的名字，但我发现了，幼年时我遇到父亲在街上看电影，影院海报上也有这个名字，结束后他去咖啡馆写信，我敲了敲窗户引起他的注意，他漠然而又惊慌地抬头，没有一句言语，仿佛生生地被拉出一个梦境。

父亲离家出走过，他睡在车站旅馆，有人呼叫车将开了，他没有醒来，窗外明暗变化的灯光拂过床铺，再等他清醒时，列车的鸣笛已经远去，音调拉长。父亲无处可去，如卡瓦菲斯的诗中，那里没有你的船，没有你的路，他看到都是生命的黑色废墟，他在这个角落里浪费的生命，也已经在世界上南方与北方，任何一个地方，毁掉了它。

我最后一次与父亲交谈，在咖啡馆，隔壁厅室里放着的婚礼音乐，是我领圣餐那天父亲带我跳的曲子，我穿着洁白裙子带着花冠完成仪式，父亲站在后排的暗处，没有离开。那次交谈，我和父亲说了他写了数遍的名字，说了幼年在电影院的相遇，我或许希望一个回应，但我不可能从多年的沉默中要求一个回应，我问出口时也知道，我的心结是脆弱的，又是多么在他之外，父亲已经背负着它，相隔遥遥，杳无回音，我最后起身离开，“我把他留在窗边，就像留给命运”。

父亲留下的物品中，我看到一张长途电话票，在他临死前，他打电话给南方。他有要说的话，还有想要说的人，但我不会知道。靠沉默支撑的生命，说出的瞬间也许就意味着坍塌，他与南方的距离，与爱人的距离，与自己历史的距离，都成为一个微末而无尽头的灼痕，赫塔·米勒写道，有自己给自己造成的沉默，因为真正想的东西永远也不能说。沉默的孤独，在黑色的阁楼，在分界线的长路，在湖面的波纹，延伸至无边的梦境，深入人心里的全部的秘密。

南方，“但愿我不必死在离你很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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