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借《困在时间里的父亲》,84岁的安东尼·霍普金斯再一次拿到了奥斯卡最佳男主角。
他在电影中饰演的父亲也叫安东尼,也是这个年龄,生日也与本人一样。
只是电影中的父亲是一位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父亲》也是一部关于阿尔兹海默症的电影。
不过,观看电影时总有种感觉,或许,电影诉说的重点并非阿尔兹海默症,至少不全是。
在这部电影里,阿尔兹海默症就像84岁生日时点缀在奶油蛋糕上的红色樱桃,醒目、抓人眼球、撩拨人心,但肯定不是蛋糕的全部滋味。
这个故事更想让我们品尝的滋味,也许是“衰老”。
至于那颗樱桃,只是某种催化剂,加快了衰老的速度,同时适量地增强了故事的张力和我们的好奇。
对于84岁的影帝安东尼或84岁的父亲安东尼,或任何一个84岁的人来说,衰老的滋味,大概没有太多不同:
越来越知晓五脏六腑的位置,却开始混淆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位置;
日常起居慢慢缩小至方寸之间,却开始在方寸的世界里方寸大乱。
阿尔兹海默症不过是“衰老”身上一件稍微特殊的饰品,即便没有它,“衰老”也从来不缺病痛装扮。
《困在时间里的父亲》的导演佛罗莱恩·泽勒是一位小说家加剧作家,《父亲》就是他自己写的戏。
在《父亲》被搬上银幕之前,已是成熟的舞台剧,2012年一经公演,就横扫了西方戏剧界多个顶级奖项。
电影版的《父亲》也保留了舞台剧的不少特性。
电影除了开头结尾一小段,少有室外场景,整个剧情都设定在封闭的室内空间里,布景也几乎相同,我甚至看了好长时间才发现布景的变化。
《父亲》是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第一人称视角,导演正是通过对室内空间色调、装饰、家具摆放的微妙处理,来展现父亲的错乱、迷茫与恐慌,同时,带观众进入父亲真实的内心世界与情绪世界。
这是导演的巧思,也是源自舞台剧的克制。
舞台剧不允许一个创作者太过大张旗鼓地更换布景,只用更换一下灯光颜色、去掉一幅画、或者多排放几把椅子,就能起到切换场景,推进剧情的效果。
影片中有许多次出现房间的空镜头,就像在舞台上拉开幕布,把更换道具的场景真实地展示给观众。
这是暂定,是呼吸,也是父亲慌乱间的一次喘息。
在这种“空”的静默背后,是一位84岁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努力,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清空混乱的思绪,重置内心的秩序,弄清楚周遭的世界到底出了什么状况。
时间凝固,心神却在剧烈碰撞。
然而,每次努力,注定徒劳,岁月不可逆,逝者如斯已是飞流直下。
每次“努力”的结束,都是下一次更加混乱的开始,观众也越来越明白,一切都是父亲的幻象,他早已被送进养老机构。
《父亲》的好,因节制,更因节制中的极致。
在有限的成本、有限的舞台,有限的空间与时间内,表达一个深邃的主题,必须要做到物尽其用,声音、台词、道具、灯光,每一项都要发挥它的最大效用。
从影片开头的有源音乐《What Power Art Thou》-(中文译为“冷之歌”)的冷寂肃杀,到最后安东尼哭着说出“我感觉好像我的叶子都掉光了,树枝,还有风和雨,我……我再也没有栖身之地了”,创作者充分利用所有可用的细节,为我们展示了一位父亲,一个如你我的常人,生命逐渐凋零的过程。
当然,最值得赞叹依然是演员的表演。
安东尼·霍普金斯把一位84岁老人的自尊、自负,警惕、困惑到最后的脆弱崩溃、孤独无助表现的淋漓尽致。缓缓流淌又层次分明。
好的表演是有时间性的,是流动的,就算抽离掉背景、布景、对手,依然不会让人觉得故事停滞,时间阻断。
奥利维娅·科尔曼的表演同样精彩:面对父亲固执地不找护工时的焦虑与无奈,面对父亲刻意表现对小女儿偏爱时的难过与隐忍,面对父亲霸道地认为她要霸占自己房子时的失落与气愤,还有最后义无反顾地选择自己生活的决绝,堪称合格的对手,不相上下。
很多人看这部电影时都有一种看悬疑剧的感觉,我也不例外。
看的过程中我一直在猜,父亲到底在哪里,这个女人是谁,那个男人是谁,谁才是女儿,女儿到底有没有离婚……
我也是看到最后才领悟,导演并没有故意设计悬疑,他只是在尽量诚实的表现一位身患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的所思所感。
之所以会觉得悬疑,是因为我们抱持着一个健康的成年人依靠日积月累的训练堆积起来的健硕的秩序感,去理解一位阿尔兹海默症患者。
阿尔兹海默症却是游离于逻辑、秩序和智识之外的。
觉得悬疑的背后其实对沟通和理解的一种无力感。
我们都有一种属于健康成年人的健康自负,总觉得什么都可以被理解的,被剖析的。
但我们也越来越会知道,所谓的“设身处地”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过度自信。
有时我看着我的猫就在想,我连一只猫都理解不了,凭什么就觉得可以理解一个坐在我对面的人。
人性是多面的,每一张平凡的脸孔背后都可能隐藏着一片郁郁生长,独一无二的原野。
生命里所有的遇见都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悬疑,一段悬而未决的旅程,父母子女皆是如此。
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理解,而是接纳。
接纳冥冥之中不可更改的遇见,接纳一个人势不可挡的老去,接纳一个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混乱和呓语。
粗看之下,影片是在表达对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关怀和女儿对父亲的爱。
可细想一下,或许也不是。
要知道,女儿最终选择了自己的爱情,去到一个“不说英语”的城市,把父亲留在了养老机构。
当然,这不是苛责。
这只是两种生活、两段人生在现代的现实世界里注定的交汇与错过。
很多父母与子女的人生都一场错置,这可能也是现代化生活的副产品。
看着电影里一直行色匆匆的女儿,会想到自己。
我每次回家也都是短暂停留,然后匆忙离去,时间短到来不及进入一段家常,或开启一段家长里短,倒像是人生大事记的汇报。
这次回家,多待了几天,才发现好多器具父母用了十几年,竟然还在。
那些存在的器物是一种不可辩驳的证明,证明我有多久没有介入到父母的生活,证明两种生活都在继续,却鲜有交汇。
其实又何曾真正交汇过。
大学以前,我都是依附在父母的生活里,他们是生活的主导。
进入大学后我便顺其自然的开始主导和经营一种生活,并从原有的生活中剥离出来。
我会购置新的锅碗瓢盆,但从未想过更换父母那里的锅碗瓢盆。
直到发现小时候就在用的钢制汤勺,才猛然间意识到,原来生活与生活的界限,竟然就藏在锅碗瓢盆里。
我收拾衣物整理行李箱,老妈看到的我放在行李箱夹层里的跳绳,告诉我她也会跳。
我从未看她跳过,自然也不信,何况她腰也不是很好。
激将之下,她拿起跳绳跳了几个,竟然是花式的,我也不会。
只是几个,足够让我惊呆,除了技艺,我看到一个被岁月禁锢的少女突然跳了出来,在夏日的月色下,鲜活又陌生,我好像完全不认识。
影片里也有一段类似的情节,84岁的安东尼逗新来的小护工,又讲笑话又跳踢踏舞。
安妮大概与我一样,她看到了一个自信又幽默的翩翩少年,而那是一个她不曾认识的人和一段她无法了解的人生。
跳跃或是舞蹈,大概就有这样的魔力,让人能够短暂地挣脱岁月的束缚,穿越回那个曾经少年。
回想起前段时间看《你好,李焕英》,那种与父母齐头并进的生活,大概是很多人的一个梦吧,《你好,李焕英》像极了一场人生悬疑的最终答案。
我偷偷的想,如果有来世,不做父子,也不做母子,做个陌生的同龄人也很好。
ps:我外婆也曾是一名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生命的最后几年都在床上度过,神志混乱,很少能认出我。
卧床之前已有症状,时常忘记事,记错人,直到摔了一跤后,再也没有起来。
在我心里,衰老是比阿尔兹海默症更加可怕的事情。
不是所有人都会患阿尔兹海默症,但都会衰老。
没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衰老,同样难捱。
而且我不喜欢“阿尔兹海默”这个描述,它太文明,太中性,太装模作样。
让人失去准备和戒备,面对突然的遗忘和猝不及防的恶语相向,手足无措,自我怀疑。
相比,我更喜欢“老年痴呆”,虽然粗鲁,却有一种提醒,直白地告知一个日渐老去的人的实际状况。
她只是老了、痴了、呆了,但我坚信这个此刻忘记我的人依然爱我。
外婆是极疼我的人,去世多年,回想起来哀伤竟也变得淡淡的。
影片最后,女儿从巴黎寄给父亲一张明信片,图案是庞贝出土壁画中的一幅,叫《花神》。
画面中少女背对我们,轻纱薄履,轻挪莲步,轻摘花朵,宣示春天已到。
这是女儿寄给父亲的,也是寄给自己的,也是导演寄给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