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水危机》给我留下印象最深、也是我觉得最值得探讨的，是它在电影里嵌套电影的结构，也就是电影里出现了对电影拍摄等与电影本身有关元素的指涉。

首先，不可否认的是，导演确实通过这种层叠结构，以及在戏里戏外两个世界的对应和对比精妙地表达了他关于殖民议题的思考——譬如数百年来的变与不变。丹尼尔戏里土著领袖的角色，与戏外真实的身份--群众示威领袖相对应；塞巴斯蒂安想拍的重要人物是那位最先醒悟的传教士，而戏外他和柯斯达成为了这种与当地人民站在一边的少数欧洲人。导演通过“拍电影”的情节巧妙地将跨越几百年的两个“现实”放置在一处空间内，在两者不断的穿插交织以及隐含的对照与对比中将他对殖民议题的思考呈现给观众。印象最深的是1小时13分处极速的两层转折：影中影拍的如此之真，几乎以为丹尼尔真的被烧死了；但画面一转是拍摄完成，众人庆祝、夸赞、递水，其实大家现在和睦一片了；再一转马上却是警车到来，激烈冲突又爆发...丹尼尔在电影里和现实中的角色统一了；当地土著和白人/侵略者/政府之间的冲突其实从未停止或化解。而结尾丹尼尔说的“和从前一样，在夹缝里生存。这是我们最擅长的”，以及部分演员们的玩笑和傲慢，其实都在展示一些“不变”的事物。但是很显然，也有些东西“变化”了。当地人这次的示威成功了（虽然只是暂时）；觉醒的欧洲人，这次有2个了，且柯斯达的转变还暗示着会有更多的转变会或正在发生；柯斯达真正地帮到丹尼尔（救女儿的命），且俩人冰释前嫌成为朋友...而结尾，与前文呼应，柯斯达这次记住了“水”在当地语言的说法，也引来了司机的刮目相看。

但是，这种嵌套结构带来的远远不止形式上的突破，也不只服务于导演想表达的主题的凸显。实际上，其类似于元电影的设计本身就会牵涉出更多的主题——即使并非导演本意或重点。而额外显影的主题，在这部影片里便是电影——更确切地说是纪念/反思殖民者的电影——的意义，以及对西方资产阶级文艺者的审视。而在我看来，导演对这两个议题的处理其实是模糊的，或者说，他对于“元电影”的特殊属性，并没有充分自觉。为什么说并不充分？因为元电影的关键点之一在于对电影（包括电影的意义、拍摄技术、拍摄者、乃至整个文艺工业）的自反。而在这部电影中，导演给我的感觉是虽有反思，但是“反”的层面好像只停留在“西方现代人”“殖民者”这些很宏大的角色，而并没有“反”到电影以及拍摄者/资产阶级文艺创作者的身上——没有“反”到自身在现实中所处的位置上。

我们不妨从主角之一——塞巴斯蒂安的人物形象入手。我认为这个角色其实算影片内最立体丰满的形象，而我对他的感受也是随情节发展不断变化的。一出场，无论是要“面试所有人”，还是反驳柯斯达傲慢的话语，一个善良、纯真、坚持人道主义与理想主义的西方知识分子形象已经树立起来；可是当冲突爆发，在觉醒后的柯斯达的对比之下，他的缺点也随之暴露——他的善良是软弱的善良，再加上缺乏经验，只会演变成决断时的迟疑和实际行动时的无力。例如当丹尼尔被捕，塞巴斯只会咒骂、烦闷，而想出实际办法、立刻行动并且与警察局长斡旋后带回丹尼尔的人是柯斯达。但如果这里只是看到一个文青“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通病，真正让我对他改观的情节其实在后面。在离开刻不容缓时，柯斯达被妇女求助去救女孩，两人争执之中塞巴斯蒂安说了这样一句话：“这场风波会很快过去并被人遗忘，但我们的电影会永远保留下来。”我现在还能回想起当时听到这句话的错愕——原来在这位人道主义者眼里，鲜活的生命还没有一部颂诗电影重要？因为前者转瞬即逝而后者能永恒？人在不经思索中说出的是潜意识所想，这句看似慌乱之中的挽留实际正是他的心声——塞巴斯蒂安的本质，我认为，其实是一个“爱生活的意义超过生活”的人。也就是说，与其说让他内心震颤的是当地人的苦难，或是拯救当地人的举动，其实真正让他感动不已的是那种“觉醒并为当地弱者向强权抗争”的想法，是“爱他们和爱我们一样”的话语。在柯斯达去劝解颓废的他那一段，柯斯达对他说“我知道你为何对这部电影如此执着，就是因为你被那些话攫住了”——这一段第一次看没什么，此刻再回看，或许正是对塞巴斯蒂安本质的说明。理解了这层逻辑，塞巴斯的很多行为都说得通了。在结尾他拼尽全力阻拦柯斯达无果，自己在被拦下时却又固执地不走，两个看似矛盾的行为，仔细想想他坚持的到底是怎样的理念，好像也并不奇怪。

其实我在看完电影后也一直在思考，导演对塞巴斯蒂安这个角色到底有没有讽刺？会不会这一人物的矛盾性体现的正是导演对这种西方资产阶级文青的复杂态度和他的批判性思维？但在仔细思索了众多细节之后，我的答案是没有——或者说，导演对这一人物的评判基调是赞许的。不妨回顾文章开头提到的双重反转的剧情。土著和“殖民者”在哪里实现的“和解”？在电影的拍摄现场。而谁是当代的率先觉醒的“教士”？是塞巴斯蒂安这种资产阶级文青。而本文的核心人物——观念和行为在一部电影时间内完成了重大改变的柯斯达，也很大程度上是受他影响。颇具设计感的结尾也让导演的赞许之意不言而喻。当冲突逐渐累积，塞巴斯蒂安想要放弃时，柯斯达让他坚持的是拍完电影，不是帮助当地人；而结尾丹尼尔和柯斯达道别时问后者准备做什么，后者说的是帮塞巴斯把电影拍完，不论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法。“抵御万难拍摄电影”变成了“反抗权威孤身坚守”的人道主义的象征，但拍摄这种电影本身的意义其实是有待探讨的——究竟是缅怀历史、缅怀人道主义英雄进而感化其他人，还是更多只是西方资产阶级文艺工作者为了某几句话、某些理想的热泪盈眶的自我感动？这也是我认为如果要以“元电影”的角度去审视这部电影，导演处理的比较模糊，或者说有所缺失的地方。

当然，电影也有一些其他缺点：逃不开的“批判奴役行径却以奴隶主的觉醒为结局”的西方叙事逻辑；丹尼尔的人物形象其实较为扁平，就是一个典型的西方人看见的“当地土著中的抗争者”形象；柯斯达转变的速度之快...

不过或许我对塞巴斯蒂安的反感也和我的立场有关：由于自己曾落入相同的“陷阱”，我对文青这种对话语和意义的过分执着十分敏感并反感。所以说，这些迷思也只是站在我的视角，作为携带一种特定价值观的观众对这部电影的反应和选择性聚焦。而导演对拍摄这种电影的意义所在的探讨的缺失或模糊（先定其有意义甚至崇高），是否也因为他正在做类似的事？仔细想想，我之前在谈论视角时容易归于“西方”“殖民者”“第三世界”这种宏大的身份和标签，其实并不准确——真正值得指摘的并不是视角本身，而是视角带来的诸如价值排序，诸如合理性这些先定的、隐藏的、微妙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