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摘自香港电影资料馆馆刊《通讯》2014年第11月號，总第70期，作者黄爱玲 )
《蓬门碧玉》(1942) 是部战时香港电影，不落俗套，可谈之处甚多，这里先从原著《黑丽拉》说起。
《黑》这部短篇小说收於1941年7月出版的同名小说集內，作者侣伦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作家 (1)，他跟影片里张活游饰演的男主角一样，从事文学创作，也写电影剧本，以之维生，《蓬门碧玉》就由他改编自己的作品而成。侣伦当年大概颇负文名，《黑丽拉》出版后，《华侨日报》刊登了一篇长文评论，连载了三天 (2) 。这部小说洋溢著浓厚的异国情调 — 男主角「我」独住尖沙咀的公寓，爱逛洋书店，坐咖啡馆吃果占蛋糕卷，读《道生诗集》；女主角是咖啡馆的侍应，取了洋名黑丽拉 ( Clara )，在她的生活环境里，有菲律宾乐师，有俄国老板娘，三十年代香港的殖民地味道跃然纸上，让人联想到同期的上海租界，也是华洋杂处。张爱玲其实也写过这块英属殖民地的故事，那么，除了张爱玲，除了侣伦，还有谁写过呢?
男女主角第一次约会时，看的是荷里活电影《茶花女》( Camille )，大概是1936年公映、嘉宝主演的一部吧，其实无论在小说或电影里，男女主角的爱情悲剧都带有法国文豪小仲马名著的味道。不过，从小说到电影，侣伦作出了不少调整。片名捨洋化的《黑丽拉》，改为中国情趣浓郁的《蓬门碧玉》，大抵是为了照顾普罗大眾的口味，女主角也改了个地道的名字，叫阿丽，让人感觉亲切如街坊邻里，不若黑丽拉，喊起来总觉得有点瞥扭。原著里黑丽拉初到男主角家里探访，带了一束玫瑰花去；电影里，阿丽也送花，带去的却是本地人家居爱插的姜花。小说里，嘉年奴是玩色士风的菲律宾乐师，伴隨他的一帮朋友也是；片中的嘉年奴却是咖啡馆的股东之子，外貌变得一点不像「老外」。一如原著，片中的咖啡馆或舞厅里亦有小型乐队，类似美国的 big band ( 大乐团，即演奏爵士乐的乐团 )，不过，伴著客人们翩翩起舞的，却是广东情调的「蓬恰恰」(3) 。翻阅小说，读者从未真正跟女主角的家人打过照面，他们的故事，都是从黑丽拉的谈话中摭拾得来；观赏电影，我们却能隨著镜头登堂入室，钻进香港那典型的狭小居住空间和中国社会特有的紧密人伦网络。当然，最关键的，还是调整了女主角的「贞节」观念 — 原著里的黑丽拉，为了沉重的家庭负担而要出卖身体，但她却能坦然面对，而电影中的阿丽则显得避讳，剧情也几番安排她巧妙逃脱嘉年奴的「魔掌」。接受新文化洗礼的年轻都市读者和掏腰包购票进场的粤语片观眾毕竟是不尽相同的群体。
然而，就在这么些「本地化」的包装之下，《蓬门碧玉》却处处透著跳脱的波希米亚味道，在粤语片里这可说是异数，何思颖曾指出，影片让人联想起普契尼的著名歌剧《波希米亚人》 (4) 。张活游饰演的作家男主角，不是一般粤语片里气若柔丝的文弱书生 — 片中的他，额前斜斜地掛著一綹不羈的头髮，颈上缠著时髦的波波丝巾，喝的是咖啡，看的是《道生诗集》— 活脱脱一个踏在新文学运动浪尖的摩登文艺青年，就只差了一顶贝雷帽。旧同事初看到片中适张活游时，不禁频呼「惊艷」。这年轻俊俏、浪荡多情的形象，跟后来粤语家庭伦理片里那圆润敦实的住家男人张活游大异其趣。侣伦的改编，最巧妙的地方就是加进了姚萍和容玉意这一对画家小夫妻，不但增添了波希米亚色彩，也让电影从原作的沉鬱伤感调子走出来，增添了活泼开朗的气息。片中阿丽在男主角家里度宿一宵被画家小夫妻撞破的一场，处理得相当出色。画家朋友以为好友失恋空虚，安慰他说 :「恋爱如搭电车，一架去第二架来。」刚春宵一度的男主角风骚地回以一句 :「我而家咪搭紧电车囉。」接著，阿丽出现，身穿男装睡衣，手拿咖啡，不见忸怩之態，倒显得落落大方，那份对两性关係的开放和坦然，在国、粤语片里都难得一见。
看《蓬门碧玉》，再次引发起对上海、香港的双城思考。导演洪叔云和饰演女主角的路明都是战时从上海南来香港的影人，其后或因为局势使然，或迫於个人因缘，又先后返回內地，这两位的典故很多，有兴趣者如能钩沉发掘，可以重构他们的故事。至於编剧侣伦，虽然土生土长，却嚮往新文艺，跟上海文坛一直保持著联繫，其中个別流派或作家的作品，对他的创作起过甚么影响，当又是另一段可以追溯的渊源 (5) 。然而，我更感兴趣的倒是三十年代上海电影对香港粤语片的影响。一般说到这题目，大都朝著两个方向去思考，一是左翼影人和粤语片的关係，二是上海舞厅文化对国语片的影响。《蓬门碧玉》却不能不让人联想到三十年代的几部上海电影，特別是袁牧之的《马路天使》( 1937 ) 和沈西苓的《十字街头》( 1937 ) 。在戏剧处理上，这两部作品和《蓬门碧玉》皆先轻后重，从喜剧入手，以悲剧终结。在人物设计上，《蓬门碧玉》则跟《十字街头》更为接近，都写城市文青的故事，带著波希米亚的浪漫，背景是外在环境的逼迫，以及大时代里的个人选择。然而，二者却也有明显的不同。《十字街头》摄於1937年，其时局势已极为危急，全面抗战即將爆发，沈西苓根据个人和友辈的经歷，写出了这则时代青年的故事，他们困惑苦恼，有人甚至走上绝路，但存活下来的最终团结一致，踏上保家卫国的道路。可喜的是当中的转折过程铺排得悲喜交杂，跌宕有致，顺畅自然，没有墮入一般「国防电影」的桎梏。至於《蓬门碧玉》，原著《黑丽拉》虽然是抗战时期的作品，却全无抗战文学的味道;根据香港电影资料馆网站上的介绍，影片在香港沦陷前拍摄完成，沦陷后翌年才公映。虽然影片后段也写男主角和画家朋友返回大后方，参与抗日的文宣工作，但显而易见，编导真正感兴趣的，还是原著里一对男女缘薄情尽的伤感。
侣伦曾为多部电影编剧，他的其他作品是否也如《蓬门碧玉》一样个性鲜明，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討。
( 鸣谢美国三藩市华宫戏院方创杰先生 )
註释
(1) 关於侣伦的文学创作，以下两篇文章皆极富参考价值 一 卢瑋鑾 :〈侣偷早期小说初探〉，《八方文艺丛刊》，第9辑，香港，八方文艺丛刊社，1988年6月；潘锦麟 :〈侣伦与香港文学〉(1996)，《考功集》( 毕业论文选粹 )，香港，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网址 : http://commons. In.edu.hk/chi_diss/12。
(2) 梦白 :〈《黑丽拉》读后--侣伦其人及其小说>，《华侨日报》，1941年11月4-6日。
(3) 在片中路明和容玉意唱的都是国语歌，大抵跟国民政府的禁方言电影有关，见黄爱玲 : <天上人问的好男好女>，《通讯》，第69期，香港，香港电影资料馆，2014年5月。
(4) 何思颖:<高端与底层:战前香港电影的几点观察〉，《通讯》，第69期。香港，香港电影资料馆，2014年8月。
(5) 关於这方面的討论，可参看虑瑋鑾和潘锦麟的文章，见註 (1) 。
黄爱玲 ( 1952 - 2018 ) ，资深电影研究者及影评人，曾任香港电影资料馆研究主任，著有文集《戏缘》、《梦余说梦》及编有电影专著多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