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来讲讲1962年的巴西电影《诺言》。影片由安塞尔莫·杜阿尔特执导，曾在第十五届戛纳电影节上获得金棕榈奖。
...影片主人公是一个叫“赛”的农民，他为了还愿，背着一个大十字架与自己的妻子一起从故乡到州府。然而在州府的教堂，那里的教士却拒绝了赛要将大十字架献给他们的请求，原因是教士觉得赛所信奉的是某种异端邪说。赛因此被困在教堂外的阶梯上，故事也逐渐发展成一场闹剧。
...《诺言》这部影片所要表达和批判的东西很多。其中对主流的宗教势力的批判是影片的核心。
影片开头通过多个场景展现了当时巴西的社会风貌，也间接暗示了主角赛生活的艰辛和贫困。在这种环境下，宗教无疑成为了抚慰人心的工具。
赛无疑是一个虔诚的信徒：为了向神表示感谢，他背着一个大十字架，从自己所居住的村庄走到了州府。但他的信仰和愿望却遭到了教士的反对——这反应出了教士的傲慢与迂腐：他只将官方的、主流的宗教学说视为正道，而民间信仰却被他视为异端。影片多次对教士进行仰拍，对赛进行俯拍，这反应出他们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同时这也在暗示，这个教士的迂腐、傲慢，可能并不是个人问题，而是整个宗教体系和上层阶级所共有的问题。
...当众人抬着神像进入教堂的时候，赛也在队伍旁边，一边走，一边仰视着那尊神像，这展现了他的虔诚。影片将神像的和赛仰视神像时的表情剪切在一起，神像被高高抬起，而人物却在它之下，亦步亦趋地跟着它走，这显示出了宗教对人的控制。但神像一直是面无表情的，是死物，而人物却是有自己的表情的，是活的，也就是说，一个看上去很有威严的“死物”在控制着活物，这让本片具有一定的魔幻色彩。
......影片生动揭示了部分媒体人贪婪成性、唯利是图的特点，他们为了追逐新闻热点，不惜对事件进行夸大其词、添油加醋式的炒作，但他们却并不在意主角的真实意愿。这样的一些媒体人，至今也依旧存在。
...他们甚至将塞包装成可以拯救世人的“新耶稣”，对他进行炒作。但赛对此事并不知情。这些媒体人只顾着自己的利益以及宣扬自己的政治观点，而忽视了赛本人的困境与想法。而在这些媒体人的煽动下，很多不明真相的民众在看过报纸后，都来到了教堂门口，来看这位“救世主”（从民众的话语中也能看出，当时巴西的社会矛盾也极其尖锐）
...作为一部六十年代的巴西电影，《诺言》还展现了巴西的文化元素，包括宗教仪式——当赛到达州府的第二日，城里正在举行迎接神像进入教堂的仪式、民间信仰——当赛的驴子生病的时候，他找来了一个当地的巫师为其帮忙、民族音乐和歌舞——不论是在乡村还是在州府，有关歌舞的片段也是随处可见，片中的人物敲着鼓，歌唱着热情、高昂且欢乐的歌曲，而舞者们也在这音乐的烘托下愉快地舞动着身躯。
...《诺言》还描绘了巴西社会中的诸多小人物。除了主角赛外，还包括默默无闻的小诗人、舞者、小酒馆老板、底层黑人、步入中年的妇女等等，影片通过对这些人的刻画，展现了巴西社会的多元面貌和较为复杂的社会生态。尽管影片的主要场景非常有限，但这些限制的空间反而强化了角色间的行为冲突与社会互动。
影片一开始，教堂附近的群众对赛的态度要么是嘲讽要么是单纯的看热闹。而在媒体的煽动下，教堂外的人也是越来越多。而伴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群众被赛的固执和坚定所打动，并跟他站到了一起。这个时候，赛不再只是一个要去教堂还愿的农民，而是不自觉地成为了一个抗争者，一个底层民众与教会和上层阶级作斗争的核心人物。
影片最后赋予了赛抗争意识——他意识到一味的哀求并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
赛首次尝试反抗，是他举着手中的大十字架，准备冲进教堂，并连续冲击了两次，然而这并没有取得成功。
赛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反抗，是几个政府官员要将他带走，而坚信自己没有错的赛丢下了大十字架，拿出一把小刀，准备与对方拼命。这也是放弃宗教，真正开始抗争的表现。然而赛并没有反抗成功，还失去了生命。一个虔诚的教徒，被自己的宗教信仰背叛了。
...不过，赛的牺牲也让教堂门口的普通民众醒悟了。人们将赛的尸体放在他的大十字架上，向教堂大门冲撞而去。此时，抗争的主体不再只是一个人，而是全体的人民群众。
...而这一次，人民群众的团结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们终于冲进了教堂。赛尽管已经牺牲，但他也成为了某种精神象征。
此处的背景音乐为巴西的民间音乐，这音乐极大的烘托了现场的氛围，同时也在暗示着人民群众的胜利。在这音乐声中还夹杂着钟声，似乎是在为宗教势力和上层阶级敲响丧钟。
...《诺言》是巴西电影史上一部极其重要的电影，它的手法上没有后来巴西新浪潮那么先锋，但对巴西社会的批判、对巴西文化的反应以及对巴西底层民众的刻画也是值得肯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