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我们只能穿裙子无法穿裤子；曾经，我们只能在烟雾缭绕的洗衣房织布厂超负荷干;，曾经，我们要忍受各种咸猪手甚至性侵；曾经，我们除了嫁人没有别的路；曾经，从我们身体里出来的孩子都属于丈夫；曾经我们不被允许工作，曾经我们天经地义就该做家务，曾经我们没有选举权 原因之一竟然是女性本身暴躁易怒无知嫉妒短视根本控制不了选票 （简单来说：工具不配享有人权）；曾经，我们被家暴也只能忍气吞声因为一无法获得孩子二无法谋生；曾经，我们无法接受教育因为女性被认为当个贤妻良母（居家保姆）就是一生的使命；曾经，我们只是生育机器甚至还要拼男孩 胯下生出歧视我们的性别…曾经… … 说不完的曾经。
在《妇女参政论者》中，艾米莉用生命撞击赛马场围栏的那一刻，鲜血染红了也嘲弄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优雅。这不是一个疯女人的自毁，而是一个觉醒者的呐喊。当她的身躯重重摔落在赛道上，这一幕不仅震撼了当时的观众，更在一百年后的今天，叩击着每一个现代女性：现在我们的生活，是用什么代价换来的啊？
历史总是善于粉饰太平，涉及权力时尤甚。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女性被塑造成温柔娴静的天使，她们被期待在家庭中扮演完美的妻子与母亲。但这种看似美好的图景下，是无数女性在工厂中透支生命，在家庭中失去自我，在社会中沦为附庸。电影中的洗衣女工莫德，每天在蒸汽与污水中高负荷工作，（丈夫其实居然已经算是个不错的了，至少不酗酒不打人，也在工厂干活，长得还帅--本卫肖啊那可是（瞎扯）--但最后也把她赶出家门，甚至放弃了两人的孩子。）可见底层女性生活基本盘有多么恶劣。
工厂里的女工们都在恶劣的环境中劳作，她们的双手被沸水烫伤，肺部被煤烟侵蚀，却得不到任何劳动保护。社会将这种剥削合理化，声称女性天生适合这种细致的工作。这种话语的暴力，将经济剥削包装成性别特质，让压迫显得理所当然。 多少制度性的压迫，被包装成"女性的天性"。 想起小时候我妈说的: “女人就天生擅长做家务，细心啊！”，真遗憾我那时没能对她喊：“不，女生不擅长做家务，女生擅长做美国总统。“ 而就算到了今天，”女生不擅长理科“”女生就是毫无逻辑““女生到高中就完了 后劲不足”“女孩就是没有男孩聪明” “有了孩子还加班你怎么这么不顾家“”哪有女的不干家务的“”你不就给我做个饭么“ 这些教我们不能做什么、只能做什么、把我们死死框住的话依旧存在。
让我们不要再沉默。当莫德第一次参加妇女参政集会时，她的觉醒之路充满痛苦。她不仅要面对丈夫的暴力，社会的歧视，更要直面内心的恐惧。但正是这种觉醒，让她明白沉默不是美德，而是帮凶。电影中，那些被关押的女权主义者们进行绝食抗议，她们用身体的痛苦对抗制度的暴力。这种抗争，撕开了那个时代女性处境温情脉脉的面纱。
莫德的觉醒不是一蹴而就的。她经历了从恐惧到愤怒，从犹豫到坚定的心路历程。当她第一次在工厂里听到妇女参政的演讲时，她的第一反应是躲避。这种躲避不是懦弱，而是长期规训下的本能反应。但随着她目睹同伴们的遭遇，亲身经历制度的不公，她终于明白：沉默只会让压迫者更加肆无忌惮。她们绝食抗议，她们冒险参加集会，她们用身体作为最后的武器，以生命为赌注，向整个社会发出呐喊。这种抗争方式虽然极端，却是在所有和平途径都被封死后不得已的选择。她们的抗争不仅是为了选举权，更是为了证明女性不是次等公民，是为了基本人权而抗争。
当今天的女性能够穿着裤子走在街上，能够拥有选举权，能够追求自己的事业时，我们常常忘记这些权利背后的血与泪。 现代社会中，性别平等的幻觉掩盖了深层次的结构性不平等。职场中的性别歧视、家庭中的暴力、公共空间中的性骚扰、荡妇羞辱、对两性的双标，等等等等，我们离真正的平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曾经的她们被殴打，被侮辱，被指责，她们蹲监狱，流血，甚至死亡。她们没有放弃，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生活，才有了可以对我们的女儿说“让那些狗屁传统见鬼去，你随意去做你自己”的底气。看过这些抗争的足迹，又怎能忍受生活中一些人说的“我不在乎这些不当饭吃的东西”“我对女权没兴趣““政治不是咱们该谈的”“我觉得男女没有不平等啊”“我觉得我和同部门男生挣得一样多啊”。。你再想想，你得在乎。
不要沉默，不要不在乎，不要too naïve，我们今日的漠视、短视、健忘和愚蠢，就是明日枷锁的开端。
电影最后，莫德手持白色百合花，身着白裙，融入为艾米莉送葬的白色洪流。这一幕连接真实的历史影像，那些白色的身影，既是哀悼，也是宣言；既是追思，也是觉醒。她们不是暴力的制造者，而是暴力的受害者；她们不是秩序的破坏者，而是正义的捍卫者。白色的人潮中，每一个身影都是一个觉醒的灵魂，都在诉说着"男女平权、共享人权"的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