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件艺术品，电影的精神内核往往存在着一种难以名状的魔力。在人们观看电影时，会不由自主地产生独特的情感体验。长期的观影体验会使得人们的思想在潜移默化中对那些最令人印象深刻并大为震撼的影片所展示的一切形成认同乃至依赖。可我们也不难发现，那些被影迷们奉为圭臬的影史巨作，提出的问题往往比给出的答案要多得多。影迷们的无上敬畏与主动的自我融入和创作者们的灵光乍现与探索性构想就处于这样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有机体或者说是颇为怪诞的矛盾体中。每个人或许都曾或多或少地思考过：“什么定义了我们，什么造就了如今的我们。”这恰好是英格玛.伯格曼作品中探索的深奥主题。显然，他在1966年的法罗岛上对这个问题思考良多。
...一．《假面》本身就是一个谜
伯格曼养病期间的奇思妙想使《假面》成为了一部极为复杂的实验性影片，我们几乎很难对《假面》的主题进行一个明确的界定，甚至在影片类型方面都无法进行剧情、惊悚、悬疑、恐怖等标签化的简单归类。
《假面》开篇的几个镜头拼接就足以让人屏息凝神、汗毛直立。英格玛.伯格曼仅用了不到六分钟，就为全片的基调奠定了极强的个人风格，为之打上鲜明的作者烙印。滴滴答答的放映机、被注视着的蜘蛛、被宰割的家禽、带血的动物内脏、穿透人手的钉子、蒙上白布的女尸、躺着的男童这样几个毫无关联的形象连续出现，只可能出于一个原因，即通过营造一种神秘肃穆的氛围，展现与人性真善美等美好品质相对立的阴暗面，使创作出来的影像世界与现实世界相互隔离。伯格曼也在这样割裂的尝试中化作真实与虚幻两个异世界的缔造者、联结者、指引者。他构建了一个谜。
..............................这个谜之于英格玛.伯格曼本人而言也十分值得玩味。《假面》是伯格曼创作生涯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不仅是因为在1966年的夏天，47岁的英格玛.伯格曼初次遇见了27岁的丽芙.乌曼，更是因为伯格曼本人在《假面》的切割中剥离了个人奉行已久的创作风格：他从那个受困于童年阴影中的在宗教与上帝之间摇摆不定的青年蜕变成了更具现世理想、更富人文关怀的探险家。英格玛.伯格曼在法罗岛的疗养可以被视作欧洲电影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次龙场悟道。
《假面》毫无疑问是一部异常晦涩难懂的电影，正如在前文所提及的，她提出的太多，给出的太少。片中的很多镜头并不服务于简单的叙事，而是在尝试着对观众加以点拨，使观众得以一窥影片的底色，让影片强大的张力得以释放并直击每个人的内心。比如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伊丽莎白儿子的照片从左下入画，伊丽莎白接过照片后面无表情地撕掉，再接着抬眼直视镜头。这时的常规做法是给照片者一个对撕照片这一动作的反应镜头，并通过一个正反打补齐画面，英格玛.伯格曼却宕开一笔。下一个镜头仍旧是伊丽莎白，她一边切水果一边听着医生对自己提出建议。伯格曼的所有镜头都是这么干脆凝练，丝毫不拖泥带水，这也更拔高了其作品的观影门槛。好在善解人意的伯格曼保证了影片的首尾呼应，让一些看不懂却大受震撼的观众得以逃离这张假面，这个谜题，长出一口大气：好在这只是一部电影。
...二.无处不在的假面
《假面》的原片名“Persona”源自拉丁文，指“面具”，后也被荣格心理学延伸为“人格面具”。在现代社会中，人格面具的存在是必要的，对人们维持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并与那些心底里抗拒与之交往的对象形成表面上的默契的和谐起关键作用。
英格玛.伯格曼与摄影师斯文.尼科维斯特在《假面》中对两位女演员的面部进行了大量的特写，其中以半明半暗的人脸最具广泛性和代表性。而端坐着的、面部明暗分明的女演员直面镜头时，不仅让观众能迅速通过画面的统一与割裂感受到“假面”的实际存在，也使得电影传统的第四道墙被打破，使银幕具备了镜子的属性，让观众得以凝视他人，叩问自己。
......女明星伊丽莎白以沉默作为自己的假面。她因抗拒他人对自己没有慈母心的指控，违背自己的本心选择了母亲的角色。但与此同时，她害怕失去，害怕被束缚，害怕承担责任，因此在收到儿子照片时，她会以一种令人难以意料和接受的方式将照片从中间撕成两半。作为一个女明星，她在疗养的过程中悄然完成了病患到治愈者的转变，通过观察和试探她人，将艾尔玛摧残并吮吸殆尽，从而达成了自己为他人制造苦难并汲取表演灵感的目的。她的沉默随着二人交往的密切由坚固的盾化身为锐利的剑，以防御姿态使艾尔玛不断落入陷阱并越陷越深。
...女护士艾尔玛以言语作为自己的假面。对待病患，她试图通过展现自己的乐观善良帮助伊丽莎白尽快走出阴霾。起初，她以一个观察者的身份面对着失语的伊丽莎白。随后却在诉说的欢愉与伊丽莎白的“诱导”中逐渐放下戒备，将自己心底最深的秘密和盘托出，最终遭到了伊丽莎白的背刺和吞噬。
...在影片的前半段，我们不难发现，作为讲述方的护士艾尔玛虽然掌握话语权，但和处于聆听方的病患伊丽莎白相比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偷读了伊丽莎白的信后发现自己处于下风的艾尔玛试图夺取二者关系的主导权。艾尔玛先是咄咄逼人激怒伊丽莎白，再用滚烫的热水将伊丽莎白的防线击垮，使伊丽莎白不得不放下自己沉默的“假面”。最后再对伊丽莎白的内心进行拷问，当面拆穿了伊丽莎白母亲身份的“假面”。这段直击要害的拷问共呈现了两次：第一次，镜头全程对准伊丽莎白的脸。镜头先后三次拉近，使观众的视角也发生了变化。最初伊丽莎白的脸位于画面近中央，却不直接面对镜头，艾尔玛则是背影在镜头前，塑造了两人面对面对话的场面。紧接着镜头拉近，艾尔玛出画，但伊丽莎白的视线确认了画外艾尔玛的存在。再拉近，伊丽莎白的面部完全位于画面中央，她的视线不再看向艾尔玛，而是抬眼直面镜头。第二遍的焦点转向艾尔玛。同样是三次镜头拉近，只不过对象由伊丽莎白变为艾尔玛，直到艾尔玛的右半边脸突然变成了伊丽莎白的脸。之后再回到艾尔玛完整的面部特写时，她的神态却出现了异变，此前咄咄逼人的嚣张气焰刹那间一泄到底，声声严厉的斥责突然变成吞吞吐吐的挣扎。最终她们的脸合二为一，以一种惊恐无助的姿态直面观众。
通过两段内容相同视角不同的对话，观众得以从伊丽莎白和艾尔玛两种视角看待彼此，这样独具匠心的处理远比简单的过肩正反打要来得精妙许多。而对于戏中人物来说，两人的关系以一方沉默一方控诉这一特殊的方式不断拉近。而随着这样的控诉进行到一定阶段，拉近进行到一定程度。艾尔玛却好像产生了过剩的自我意识，想要逃脱那冥冥之中的选择，开始歇斯底里地挣扎着想要证明自己的独立性，彰显自己的不同。但此时，英格玛.伯格曼却大手一挥地将两人的半脸融合。人们试图通过刻薄的话语和激进的行为增强对本我的认同感，并以此作为区分创造出与他人平等交流的沟壑，却在不经意间受困于被同化的囵圄。
英格玛.伯格曼在《假面》中对主体形象的构建大量着墨。伊丽莎白和艾尔玛二人作为个体形象，并非以特征鲜明的独立个体而孤立存在，而是在彼此的交互中渐趋融合为一个完整的主体。这个看似趋于完整的主体，也无法达成真正的完满，而是在变化中不断地分裂融合。哪怕二人的面部合二为一，所呈现的也只是一张被定义着的“假面”。
............三.被定义的真相
我们不妨将《假面》视作英格玛.伯格曼回应现实关切、对抗社会危机的产物。片中刚入院疗养的伊丽莎白在病房中漫无目的地踱步，电视机里播放着的可怖新闻使她感到惊恐。冷战阴霾笼罩下，秩序与正义变得无足轻重。何为真相？真相需要被定义吗？二战中，瑞典的“中立”态度让其得以延续“永久中立国”这一传统。然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曾经发生的一幕幕只需要用一个所谓的“永久中立国”就能一言以蔽之吗？人类说的究竟有多少是实话？而又有谁才能对这些话语妄下定论，将其定义和造就为“真相”？
............英格玛.伯格曼借《假面》表明观点：唯有沉默是真相的唯一形式。整部电影引人注目的奇绝的镜头 不胜枚举，这也不可避免地对电影的传统结构产生了破坏。然而这种对结构的破坏似乎是伯格曼有意为之，他使得《假面》全片都笼罩在精神暴力的极度高压下，这样的暴力高压，是演员的劫难，也是对观众的摧残，而正因为此设计，《假面》才得以成为拥有如此破坏性美感的传世之作。
每个生活着的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都会或多或少地观察他人、模仿他人，并曾有意无意地冒犯过他人，这不可谓不构成对他人权利的一种侵犯。当我们置身事外去评价他者的所作所为时，不由得会感受到这般的旁人曾带给自己的不适以及自己给旁人输出的愧疚感，这样一种磨难，是自己与他人的磨难，更是全社会的巨大伤痛。这种伤痛，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定义和造就的。
《假面》是英格玛.伯格曼生涯最具传奇色彩的当仁不让的代表作。去聆听他的狂想与哀嚎，去品尝那存在着的，去了解他的假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