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代电影创作者都有自己的使命，到了张元、贾樟柯这一代记录巨变年代下的人和事就是他们的使命，1993、摇滚乐、躁动的青春、钱欲的涌动等落入《北京杂种》的取景框内。

张元在为崔健拍摄音乐录影带时产生了拍摄《北京杂种》的想法，即便是开拍后张元手中也没有剧本，有的只是几页梗概，所以这部电影就像看起来的那样——音乐盖住故事、情绪大于剧情，但好在那是一个随处都是好素材的年代，身边人和事能为张元提供足够的养分，就这样一部拍摄不怎么考究、制作不怎么精良的电影诞生了，但镜头中的人和情绪都是真实的，足以完成记录作用。

现在来看，当时改革开放浪潮对年青人的冲击并不比消费主义对当下年青人冲击来得更大，因为当时至少还有机会、困顿过后还有明天，那时的男人不论钱多钱少、官高官低，我站着就是一男人，你看不起我我就要揍你，有求于你也照揍不误，骨气和颜面还在，可以说皆是大男人；到了现在，钱少矮三分、官低不敢言，被拍脑袋还得赔着笑脸，如果说算得上男人，也只配是小男人，影视作品反而还喜欢这种小男人形象，美其名曰可爱的“窝囊废”，时代与时代的差别或许很大，但男人与男人的差别可能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