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的结构天然地存在着限制性，从事物作为被摄者而固定的那一刻起，事物就从原本无方向性、无视角性的真实环境中所剥离了，变成了有方向、有视角，并且是景深、色比、曝光确定的一个平面——影像在降维地毁坏事物多姿的模样，这也是影像天然的缺陷，影像是克制的，不得不克制的。而《阳光灿烂的日子》却反过来利用这种限制，用叙述建构角色与观赏者的桥梁，把叙述作介质去肆无忌惮地引导回忆，并以叙述的诡计来欺骗观赏者。其中主导影像的，不再是被摄者的客观存在，而是摄者的主观意识。

在这种主观性中，我们“梦里不知身是客，半晌贪欢”，成为了观摩梦境、却不识梦境的人，成为了由梦境构成的“我们”。影像的记录虽是通过设备进行的物理再现，但也是拍摄者主观选择的结果，影片内涵的创造性赋予了影像丰富的质感。这种变化的发生，根源自影片不仅自主地激发着创作的主观性，也在积极地调动着观赏的主观性，实现视觉汪洋下集体潜意识的涌动，用个例去隐喻集群，用片面去象征整体，挑动人们的感动。在《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电影主题和主观情感相交融，人物的运动和事件的发生也都建立在作者性的隐喻上，通过影像下隐藏的细腻而澎湃的情感流动来构成核心价值。

《阳光灿烂的日子》所具有的情绪共鸣源自其主观叙述的形式。影片以意识流和虚实结合的形式去解构文革，用军队大院里一帮孩子的视角来看见那一个时代的“拥有却遗失”、“得到却失去”。交织过去和现在，模糊回忆和真实，这种叙述是自然而舒畅的，它脱离那个时代苦难的表征，而是聚焦于内心的压抑和放飞。导演高瓦数聚光灯的运用和高调摄影的设置，让镜头下人物总是浑身是汗、精力旺盛，更增强了电影的情感表达和艺术感染。在特殊的叙述引导下，观赏者渐渐被角色所同化；在灿烂的布光设计下，观赏者渐渐沉入梦境中。观赏者也仿佛成为了军队大院的一个孩子，叛逆、单纯、敏感、直觉、有劲、迷茫……在浩荡的青春里横冲直撞，却一事无成、错漏百出，被一次又一次地踹回水中。在这种共鸣仪式下，主体与客体之间发出叙述的外在性被破坏了，观赏者得以深入叙述中，成为影像主观性的一种凭证、一种象征。

《阳光灿烂的日子》的主观性成就了其丰富性。看似影片相对牺牲了真实客观性的无限细节，但影片的想象主观性反而给了它更丰富的可能。马小军与米兰的相见、相识和想象中的相熟、相知，代表了事物存在的对立面，也是对青春无色的歌颂。想象的多维性和可解读性，消磨了现实非黑即白的残酷，对神圣权威进行了祛魅，再现了韶华的喧哗与骚动、激情与梦幻。

这是一部有精气神、有独特气质的影片，是主观的产物、梦幻的诞子、想象的化身。虽然影像介质上主观的限制，取消了现象的无界性，让影片沦为了真实的一个投影。但也正是创作上不可遏制的主观性的激流，让这部影片有了如此与众不同的活力和动感。青春的泡影虽然虚幻，但也正是这些直觉的想象构成了我们，成为了我们。热爱电影的我们，也是沉醉于幻梦、由梦境构成的“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