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毯先生》是一隻在批判現實主義荒原上奔竄的狟豬，因為周身芒刺所以遭人憚慴，因為隻影孤形所以希冀認可，一面渴望親密，一面又拒絕接觸，這是一隻迫不得已才特立獨行的豬，也是一隻自作自受才特立獨行的豬。衆所周知，社會是道德與法律交織成的關系網絡，情與法的根本屬性都是“約定”，保證人之為人的社會性。當個體不再能适應社會，企圖掙斷關系網的羁絆出逃時，人便已不再為人，而是一隻豬，一隻長滿了刺、不受歡迎的豪豬。影片《紅毯先生》就是這樣一隻豬，導演“林浩”也是一隻豬，主角“劉偉馳”更是一隻豬。随着豪豬的野奔，鏡頭不斷向前推進，人與人之間發生接觸、育生認知、産生争端，影片精神内核的證實即通過對這種矛盾的臻萃與解構來進行。

影片的中心矛盾建立在“亥豬”認知困境所昭示的情法之争上。人與人之間，獨立意識的純粹交互因為人格的唯心性無法達成絕對共識。主觀存在的選擇傾向和客觀存在的物質隔離，使得個體間的信息傳遞始終受制于心靈析膜的低保真解碼，最終隻能形成孤立的片面，而片面碰撞的規模又将随着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而進一步擴大，産生輿論暴動。正是為了遏制輿論暴動的無序膨脹，情與法的概念被創辟了。情，道德，人性至善至美之恩澤，是純粹的理念世界；法，法律，人性至惡至奸之禍移，是極緻的秩序世界。正是情法的衡均掯阻了動亂因子的無限聚變，使社會程序的運行有了能預的軌迹。但恰如《莊子内篇》所言，“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凡事皆有兩面性。情是感性觀念的彙集，是夢的孕孳；法是理性判斷的衍生，是神的模仿。作為認知困境的降維投影，情與法同為人造物，都明顯囿于時代所劃定的圈域，雖然最終目的相同，但屬性和表征上的偏差導緻這兩個“齒輪”間的摩擦不可避免。《紅毯先生》所講述的故事便基于這個現實語境，通過情與法的争端來升維地探讨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永恒存在的理解困境。

作為亥豬的化身，主角“劉偉馳”即“劉德華、梁朝偉、周星馳”的融彙，其計功謀利之欲、名鞿利鞚之路，既是全文的草蛇灰線，也是整曲的音樂動機。《紅毯先生》講述了在影戲名利場摸爬滾打近四十年的劉偉馳，為了寤寐憂勤、求之不得的影帝而參與了農村題材電影的制作。在拍攝過程中，劉偉馳領略農村生活、拉取資方贊助、峻拒特效替身、搞砸婚姻戀情，與他人發生了一系列荒誕嚣争與溝通誤譌。與此同時，中國文化産業的綽約多姿也随之而如畫卷般張展，顯露出娛樂圈的萬态衆生。

理解困境通過情與法的争端實現了具象化，一面是個體根治于内心深處的堅持，一面是社群廣泛認同的行為秩序，兩者相互對立，皆不願主動讓步，越來越燥動的矛盾像發動機一樣推動情節螺旋上升。在叙述的進行中，鏡頭如漩渦般席卷周遭的物質，不斷加增批判的材料，在批判現實的一側持續加碼——家庭線的價值對沖與邏輯電路、砸車線的道德底線與角色定位、片場線的專業分野與文産窘困、婚外線的情緒價值與公衆警覺、下鄉線的階級對立與信任危機、虐馬線的演員修養與認知代溝。複雜的元素集合使得《紅毯先生》的情法模型具有豐厚飽滿的象征意義和批判作用，能夠廣泛地囊括中國文化産業的狀況——“黃鐘毀棄，瓦釜雷鳴”，亂想叢生。“劉偉馳”想拿影帝證明自己，骨子裡卻也有一股韌性。而這正是劉偉馳面對虐馬風波堅決不道歉的原因，“為演戲而拼命”的演員修養是劉偉馳個體追求與社會價值的平衡點，是其最後的遮羞布。情節愈是往後推進，矛盾愈是無可調理，豪豬的象征實體已被逼入懸崖之巅，無路可逃。在《紅毯先生》後段，導演甯浩扯下了以往幽默喜劇的面具，運用電影《方形》和《主競賽》的材料，結合中國文産現狀進行二次影像組裝，制成一架吞吐火舌的機槍。這架機槍，不僅代表了導演甯浩實現藝術報複的炙熱野心，也代表了萬千觀影者對内娛寒冬的熾烈控訴。沸激的掃射下，影片最終實現了對所有無道德、非法律的祛魅，擊斃了“劉偉馳”的偶像金身，殺死了豪豬的特立獨行，也磨滅了“紅毯先生”這場空洞而絕望的玩笑。

《紅毯先生》的深層邏輯就是一個绮麗、虛浮的氣球玩笑，恰似影片中曾經出現的嶽敏君畫作《希阿島的屠殺》——遊曆于存在性之外的狂笑，玩弄道德與法律的規範，也被道德與法律所厭棄。意大利視覺藝術家莫瑞吉奧·卡特蘭的作品《喜劇演員（Comedian)》和《完美的一天（A Perfect Day）》的核心邏輯也是這樣的，通過對傳統物象的懸挂處理，來聚焦所謂“社會規範”背後的深層焦慮。前者是一根被灰色膠帶貼在牆上的香蕉，後者則是被無數膠帶固定在牆上的藝術家經紀人，兩者共同呈現了物欲橫流的現代社會背景下，個體被他者決定的規範所裹挾的現象。做應做的事，走應走的路，成為别人眼中的榜樣，這是經濟高度發達的現代社會所獨有的社群複合趨向——個體服從集體，無意識地讓渡自身的純粹感性，扮演凝聚社會、發展社會的工具角色。現代社會下，還存在能夠背離“道德與法律”的修正，獨立自主做自己的人嗎？還存在那樣完完全全的“人”嗎？這是一種“美麗新世界”式的鋒銳諷刺，人們在社會建設中享有越發蒨絢的生活和優質的物資，但卻逐漸喪失了人本主位的“幸福”。影片男主“劉偉馳”也是這樣的一個人，被利鎖名缰所縛，苦苦癡求社會的認可。影帝重于演技、題材重于内容、表現重于表演，社會評價淩駕于個體價值之上，人之為人便在于能夠自然地融入這樣的社會而不覺變扭，因為常人的思維反應鍊和社會的價值邏輯是同頻共振的。當個體意識出現返祖式的覺醒時，便會破壞這個相沿成習的約定，發生異變，成為一隻特立獨行的豬。這種豬是相對幸福的，因為它們自覺“豬之為豬”，是徹悟的。但這并非是“紅毯先生”之為豬的緣由，并非是人世間大多數“豬”之為豬的緣由。

道德代表了個性的願望，法律代表了共性的規範，情與法随時代而進步，其共同的作用給社會帶來了長久的穩定和溫暖。而當某個個體脫離了時代、脫離了存在的現實語境，與社會發生觀念上的巨大差異時，就會受到整個社會潛意識的排擠，這是社會機能得以維持的自然新陳代謝，不可避免。特别是一個站在視線焦點的“演員”，注定承受更大的異化壓力，直到某一天動作塌了、表情歪了、台詞錯了，被視線抛棄，成為一隻特立獨行的豬。這便是“紅毯先生”之為豬的緣由，是人世間大多數“豬”之為豬的緣由。《紅毯先生》是一隻在批判現實主義荒原上奔竄的狟豬，因為周身芒刺所以遭人憚慴，因為隻影孤形所以希冀認可，一面渴望親密，一面又拒絕接觸，這是一隻迫不得已才特立獨行的豬，也是一隻自作自受才特立獨行的豬。人們為“社會規範”所裹挾，忘記了“自己”，當回過頭來審視自身的時候，已經晚了，于是異化，于是抱怨，于是諷刺現實，于是玩弄社會。往廣了說，人們潛意識地去讨好社群，表演社會所允許扮演的角色，其中的失敗者不甘地成為了異類；往窄了說，人們受限于理解障礙，與他人存在永恒的認知困境，每個人對于任何其他人都是一個難以完全理解的存在，每個人都互為異類。情與法劃定了安全的圈域，形成了社會，所有超脫社會的便是異類，是叛逆的豬；情與法之内，人們被心靈壁壘所分割，形成“未麻的部屋”式的網絡部落格，所有無法處事圓滑、八面玲珑的人便是異類，是孤獨的豬。可是。可是，現代社會下，沒有完全做自己的“人”，難道就有完全融入社會的“人”嗎？

“不要問喪鐘為誰而鳴，喪鐘為你而鳴。”不要問“紅毯先生”是誰，我們都是紅毯先生——既沒能完全做自己，也沒能好好融入社會，我們都是愚蠢、失敗、純粹、可愛的豬，一隻特立獨行的豬。就像劉偉馳一樣，面對伴侶，我們都曾在最不應當沉默的時候沉默；面對朋友，我們都曾寡不廉恥地背叛了信賴和忍耐；面對家人，我們都曾沒情義地呵斥、沒耐心地忽視；面對社會，我們都曾狂熱地追求過不屬于自己的東西。我們根本不懂對方在想什麼，也常常覺得不被他人理解。在這個孤獨的世代，我們都孤獨，每每形影相吊，覺得自己活得像一隻另類的豬。我們都曾做錯了些什麼，然後在錯誤與錯誤間也做對了些什麼，那些做錯的事與作對的事一起塑造了我們，使我們在“豬之為豬”外，也格外有“人樣”。人生的對與錯、人格的靈與肉、生命不可承受之輕與生命形而上學之重、個體間的認知偏差與理解拯救，共同完成了社會程序中道德與法律的深層隐喻。

影片末尾的豬之死是主旨的終止線符号，《紅毯先生》通過象征符号本身的死亡來引燃所有矛盾，在沖突的最高峰砸醒了主角的存在危機和自毀傾向。在閃爍的燈光和浮躁的喧嘩中，豬死去了，“豬”驚醒了。《紅毯先生》明晃晃地昭示了一個問題、一個萬物沉淪的悲劇，但影片最後并沒有自暴自棄地随之而亡，而是又回歸到“糟糕卻穩定的現世”中。就像《漂流少年（Sonny boy）》和《無限的未知》那樣，多麼絢麗的生命可能，多麼活潑的自由争吵，最後全都融化在打開的聚光燈中。導演甯浩并非是不知道劉偉馳如果繼續堅持自我、絕不妥協會導緻什麼結果，原本的故事也并非是進行不下去了，隻是沒必要了，沒必要了。電影不過是一場電光影戲，燈光亮起大家都要散場，回到各自的生活中去。批判現實不能止饑渴、不能除勞倦。在影片終止線符号後的情節隻能淪為音樂的回聲、餘韻，也理應如此。燈亮了、落幕了，莫裡斯·拉威爾的《波萊羅舞曲（Boléro）》響起。在漸強的樂符中，“劉偉馳”站在平衡車上張開雙臂去迎接一切。在這一刻，“道德與法律”全鬥光般地又重新奪回了話權，舊的豬死去，新的什麼随之誕生。至此，《紅毯先生》完成了自我的邏輯閉環——我們都不是豬，我們都是豬，我們殺死了豬，我們都不是豬。

《紅毯先生》講述了一個關于特立獨行的豬的故事，在這個故事中，一切都顯得魔幻，顯得不真實，卻又那麼熟悉，那麼親切。閉上眼，仿佛自己也化作了一個背負沉重黑暗、在無盡荒野上奔跑的身影，恐懼卻又隐隐安心。我們都是——曾是——然後漸漸忘記——最終殺死了自己——一隻豬，一隻特立獨行的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