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打疫苗正好赶上母亲节，本想邀她一起看电影，又一次被拒绝。正好和晶晶约了，她还要回老家看望老人，正好选择了李冬梅导演的《妈妈和七天的时间》，阅片人很少，排片量也不多，清净，又跟正确的人，想来这个片子观感不会差。
很安静的电影，克制又沉静，写实又诗意，后劲很足，影片最大程度地“还原真实”，为了电影“去表演化”，回归本真，导演选用当地素人进行演绎 给了“失语”女性人群一次展现生命意义的机会，真的值得更多的人知道这部片子，除了《你好，李焕英》，我们还有女性导演纪念妈妈的艺术电影。后面几天补看了导演的访谈，她有提到《妈妈和七天的时间》是 “一定要讲的故事”，在那个狂风骤雨的夏天，她急遽长大，作为姐姐，一下子承担了很多同龄人没有的责任，就像结尾，一直隐身的爸爸终于出现在妈妈墓前，姐妹对爸爸承诺，爸爸，我以后给你养老。如此平静，又如此残酷。这是导演38岁时拍的电影，写给12岁的自己，写给离开的妈妈，也写给一代人。
女导演的细腻、温柔和敏锐以及慈悲，在这部片子里可以一窥，每一日最重要的吃饭，一顿又一顿的吃饭，不同组合的饭桌，故事隐身，不必急，悠悠地给你铺开画卷，告诉你生死，告诉你山间万物，告诉你莫大悲伤其实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但是导演并不想去表达哀痛或宣泄什么，上上下下的楼梯，妈妈手中一直编织的毛衣，高高的大门下的生活，人在山野间小小的一点、一片，限制叙事与广角镜头，正如导演讲的，人的存在，只是昙花一现，一棵树、一条河都比人永恒。
我看到了很多，以前自己忽略的部分，也有十二岁失去亲人的经历，那个时候活在自己的悲痛中，甚至听到世界一点点崩溃的声音，家庭、伦理、尊严都被重新定义，因为一些问题众叛亲离，我恨了很久，也耿耿于怀了很久，甚至有些地方再也没回去过。但透过片子，我看到了众生，没有人逃得过死亡，死亡的仪式穿过电影，回到我的十二岁，原来不管是电影中的西南山村，还是苏中农村，都是相似的。葬礼中残存的小孩被推着进行每一步仪式，而其他人笑着唠嗑、做饭，除了失去亲人的、尚未成长的小孩感受到死亡的威力，对其他人来说可有可无。原来，那句伤害了我很多年的话，是真的，“死掉的人已经死了，活着的人要活”，这是我大伯（曾经）跟我讲的，至今记得他对我不依不饶要留亡人身后名的行为的驳斥。
那段潮湿血淋淋的往事以一种宿命般的方式回归我心，再次回看，不再弱小可怜无助，也不再痛苦。我想，这是这部电影的魅力，它治愈了十七年前的我。曾经我以为心中的那道伤痕也许一辈子就那样了。导演访谈中提及的父辈，她曾经想像“儿子”一样活着，“如果不能成为男人的身体，至少也要像男人一样生活”，这又是个体性的差异，但这差异让我产生一种冲动，想写写自己的故事。
还有第六日母亲离开的那段也触动了我，抬母亲的担架的脚布和呼吸声渗透在夜晚的大夜景，我想到了我的外婆，很多年我都无比憎恶我的外婆，因为她的无知和恶毒，毁掉了我妈妈的一生，还想干预我的人生（未果），从最初矛盾心态到憎恶心态，我以为自己走得很远了，解构了传统东亚家庭的约束，是我个人意志的觉醒和胜利。可是这段内容让我重新看到了一个被生育所累的外婆，也是类似的深夜，也是大出血，还是1978年的1月18日，想必更加寒冷刺骨，被村人抬着去医院，生下不足七个月的妈妈，光秃秃的，什么准备都来不及，放在脚边，还是看病的一对夫妻看不下去，买了衣服和暖水瓶，同时还失去了生育能力，再也不可能拥有一个传宗接代的儿子。或许也因为此，她开始恨这个女儿，凌虐她，哪怕最后仅剩这个女儿。她抽烟喝酒、吵架上吊，不肯吃一点亏，当然外公就像一个隐身人，不得不说，这样的故事还是有普遍性的，但为什么直到李冬梅导演才拍出来？
然后我看到了长明灯，长长的黑暗之路上的几星灯火，就像这部片子发行了，也像长明灯，几星灯火，给“看不见”的女性一个故事书写的机会，感谢导演让我看到这部片子。
第四十四届哥德堡国际电影节导演处女作英格玛·伯格曼奖获奖评语：
在一个沉迷于“内容”的时代，这部影片提醒了我们真正的艺术是不能仅被简化为主题的。纯粹的电影，是能够充分的运用电影的所有媒介去表达，其中所谓的“内容”本身是无法被转换为其它的艺术形式的。传奇的电影评论家安德烈·巴赞把电影分为信奉画面构成的影片和信奉事实所构成的影片。很少有电影能二者兼顾，通过精美的电影语言和声音的运用将观众带入到现实中，就像是一次亲身的初体验一般。这真的非常的了不起。通过坦率的表达和勇敢的极简主义，导演传达出一种充满内省的真实情感，邀请我们所有人在情感上，理智上甚至是本能的去感受它。观众陷入了一个沉浸式的，感性的，沉思般的体验，这最大限度的接近了电影艺术所期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