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斯本丸沉没，和我有什么关系？
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要去了解一个，被美国潜艇击沉的、装满英国战俘的日本船只？仅仅只因为它沉没在了中国海域？
这是我在电影前半段一直在想的问题，虽然我理性告诉我这么想是很不“国际人道主义”的，但确实压抑不住。这个念头就像一个装满空气的塑料袋被压入水中，不受控制地一点点往外吐着泡泡。
我相信很多人在看完电影简介后也是如此想的——可能不少人看完之后依旧这么想。他们会觉得自己花了几十块钱的电影票在大银幕上看了部纪录片（或者是拙劣动画片，粗糙的3D建模带上来回拉扯的运镜），可以说搬到中央九套也毫无违和感。
英国是火烧圆明园、强占香港百年的帝国主义，日本是全面侵华、血海深仇的军国主义，美国更是当下贸易限制、技术封锁的头号劲敌。如狼似虎，非我族类，必居异心。三者相残无非是新强盗、旧强盗、未来强盗的内讧，狗咬狗一嘴毛。
更何况，三个当事国都对此不做评价、不做宣传，我们又往里面掺合什么呢？即使是在事件发生时，在英国也只是“见诸报端举国皆惊”，外务部“发表声明严厉谴责”，日方对于“蓄意抹黑表示抗议”。如今更是无人记起，正如开头采访时两位英国小朋友的灵魂发问：“你们为什么大老远过来，打听一艘已经沉没的船呢？”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去了解里斯本丸？了解一个与我们完全无关的、逐渐隐于历史中的事件。
因为大家都是人。
那988名幸存者、828名遇难者、255名渔民、数名潜艇美军，都是和你我一样的人。用任何一个灾难都可以套用的一句公式就是：“这不是一场有着1816名受害者的灾难，而是一场灾难发生了1816遍。” 很多灾难片都在以各种角度地反复诠释这句话，甚至听起来有点像班主任在课堂时的诡辩——你一个人耽误1分钟就耽误了全班45分钟。但在这种场景下，这句话是绝对正确的。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当一个人成了谜。对每个受害者的家庭，这份灾难都是实打实的痛苦。这里面有苦苦等待的香港爱人，有从报纸中寻觅全家福的婴孩，有珍藏七十年布娃娃的女儿，有在沉船三年后收到儿子最后一封信的母亲，当然还有后半生饱受PTSD折磨的当事人。
随着一封封信件、照片、遗物、语音逐渐铺开，将历史文件中的数字渐渐复原。你不再觉得他们只是抽象的“帝国主义派来殖民的士兵”这一标签，而是一个个血肉之躯，可能刚与本地姑娘坠入爱河，可能抱着同期参军的老乡尸体失神，可能在最后的信件中对幼弟写下欲说还休的字句。他们可能是无线电爱好者、牙科医生、语言学研究员、或者其他什么职业，有着其他什么爱好、兴趣、社会关系。他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同样丰满而充实的个体。一如你我。
因为无关阵营、立场，无关所接受的教育、宗教或意识形态，大家身上都同样闪烁着属于人类的光辉。有在危机关头，挺身安抚恐慌情绪的领袖；有将救生圈给予同伴，自己溺死的队长；有明知凶多吉少也出面交涉的翻译；有面对武装威胁前赴后继的勇士；有知晓自己酿成悲剧悔恨终身的士兵；有奋勇救人、不顾生死的村民；有偷偷藏匿战俘，送水送饭的少女...
抛开社会角色所赋予个体的标签，所体现的都是人类本性中所共识的黄金精神，人类彼此相残厮杀却依旧存续至今，正是这些跨越民族语言意识的良善，在缝补着破烂的世界。它们并不复杂，也并非独属于某些人群——比受诸如血统、民族、肤色、受教育程度的划分——“有人落水了，我们要去救他们”，极为简单的判断，仅此而已。
再说回标题，为什么我们要关心里斯本丸？还可能是因为关注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虽然这几年新闻和传媒已经人人喊打了，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关注本身的力量。幸存者的口述中有一段很有意思的细节：在战俘落水后，日军仍然在举枪射杀他们。但当中国渔民介入开始营救落水者时，日军反而也开始救人了。这名幸存者的猜测是，当日军发现有第三方关注到时，便害怕自己的罪行曝光到全世界，从而开始营救战俘。很戏剧性的反应。
儒家说君子慎独，是说君子会在即使独处时也时刻保持自身品德，可见对于一般人慎独是很难做到的事。正因如此，来自外部的关注与系统的监督才显得无比重要。
在对日本当事方采访时，船长的后代小心翼翼地对着镜头斟酌用词。“父亲只是一名平民船长不得不服从军方命令”，“在日本文化中，提出不同意见是几乎不可能的事”。他在镜头前局促不安，竭力想要证明自己父亲当年行为的无奈和受胁迫。显然，他很清楚父亲当时的行为给受害者带来了多么深重的痛苦——但前提是在镜头之前。正是这帮来自中国的不近人情的相机镜头，让酷行的施暴者（的后人）开始尴尬地替自己的罪行开脱。如果没有这帮来自事件第三方的执着的制作团队，他们会在深夜时反思自己的行为吗？我深表怀疑。美国士兵在按下鱼雷按钮时本以为对方只是普通的载货轮船（船上并没有悬挂战俘标识）但待知晓实情后对受害者失声痛哭表示忏悔。而在日本文化中，可能对自我罪行的忏悔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吧。
最后，感谢制作团队带来的作品，很了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