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来了》并没有呈现抗日战场上的宏大场面或历史感，取而代之的是具体侵略处境中的活生生的个体，这让我们有机会真正身临其境面对这段历史的细节，并借以面对自身和人性。它让我们因宏大叙事而容易招致的虚浮和抽象的情绪或信念转化为一种内在的沉思，并让我们怀疑，在此之前所坚定的信念是否过于浅薄了。

这部影片让人不禁地进行自我检审，反复讯问自己：如果我是村民会如何，如果我是鬼子，又会如何？我惊恐地发现，对于普通人而言，这完全在于命运将我置于一个如何的境地。诚实地说，我竟然发现自己身上既有农民又有鬼子。而我作为一个普通人，面对自己到底是谁的问题，似乎并没有坚定的自我确认的信念。这部片子把人置于一种真实而压抑的历史细节中，并将自己代入到当时的处境，这让我发现自己绝对不是一个英雄，这种坚决是对以往信念的破碎，因此让我陷入一种绝对的悲伤。这意味着我必须与过去那个粗劣情绪下陶醉于英雄角色的自我告别。

侵略战争不过几十年前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然而人的寿命和经验过于有限，对于一个出生于和平年代的人来说，不论如何回顾记录下这些历史的影像和文字，总也不能身临其境去体会什么才是战争。间接的历史经验这让我对自己内心坚持的信念过于笃定。激情热血的战争场面让我过度自信，仿佛也能在大敌当下之时百分之百地做一个英雄。可姜文呈现给我的农民处境，让我从前的坚定显得那么可笑、浅薄和脆弱。姜文让我不得不重新规定自己的历史处境，重新思考什么是战争，什么是人，什么是鬼。

随着情节的深入，自我审视过程也在同步进行，这个过程渐渐使我明白先前的自我认识到底有多少误判。我发现以往的我对自己的期待过高了，一旦我将自身置于农民和鬼子的处境，变察觉到自己也摆脱不了这种人性本身，无法摆脱一种自己无法接受的人性之恶。这种自我的误判带来的是对这个和平年代的错误判断，对文明和现代理解的轻浮和浅薄。如果真正懂得一些人性，我想，至少自己不至于在这个浮萍一般飘荡和朝生暮死的年代迷失掉。如果我无法摆脱这种人性的局限，那么至少，我能认清自己要如何将自己置于当下的历史，这恐怕也是大部分人都可以从中学到的东西。

上述对自我过往信念的审视与反省，主要受到两个行为群体的影响，即中国农民和日本鬼子。之所以先前有所坚定的东西，一切因为那些东西本身就是远方的和模糊的，因此可以大言不惭地喊口号。中国农民与日本鬼子的博弈和冲突难以置信地给我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历史处境，使我自身得以进入抗战的历史处境中做自己的选择。如果我是马老三我会怎么做？我恐怕做的和他差不多。这个人物太真实了，我认为这不是中国农民的劣根性，这就是普遍人性本身。好吧，即使我们把影片中的农民行为模式当作中国农民的特殊性，那我这个小市民，一个生养在中国的人，如果面对马老三相同的历史处境，竟然不会比他面对日本子强到哪里去。我想起自己如何在生活中推卸责任，如何避重就轻，如何面对强势权力多少也会选择笑脸逢迎。我想起自己如何有一种“欺软怕硬”的自然冲动。我想起自己如何在梦中逃命，在梦中我都难以轻易下手杀掉敌人。如果我回顾历史，我可以进行一种面对客观对象的审判，抗日战争是正义的，我在当下回溯过去时，选择是如此具有明晰性。但是，谁能保证自己在一个具体的历史处境下，还能坚信抗战必胜？别说是大的抗战环境的未来态度，作为一个村民，生活在日军统治下的村子里，我是一个农民，我又如何办呢？我寻找组织，找共产党？还是说我苟且偷生，做个圆滑或懦弱的小农，甚至，对着每天巡逻的日本子说“sensei”？我不敢想象。我想到了太多个自己可能的真实面相。我能够想象自己在战场上为抗日救亡战死的命运，我同样也可以想象自己作为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在巨大的外在压力下有着一种抱着中日亲善的希望迎合日本子的想法。在一个具体的历史处境，如果死的只是别人，如果邻居的死能够换回我的生，我会如何做？我顿时明白了反复强调抗战的必要性，只是这种宣传很容易并且它已经在演变成一种脱离历史经验的符号和观念了。

人们回看历史往往陷入一种俯瞰的视角，似乎头脑比历史人物更加清明，大言不惭地“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便一走了之。但在深处历史处境中的人，能够清醒的人是着实难能可贵的。我们只需想象，在这个和平的年代，面对一个具体的突发事件都会让人措手不及，站在原地发懵。我们的精神过于涣散了，而那些野马从来都是站着睡觉的。精神的迟钝实乃和平年代的必然，就像经验的有限性一样，无法改变。我不觉得人类能避免战争，除非经历过战争的那一代人永远活着。距离乌托邦和空想太近，就距离被屠戮多近。这些东西只能讲给文明来听，而文明可以转瞬间变为野蛮，这些东西瞬间就成为脆弱不堪的了。说文明年代是阴柔大于阳刚，一点不会有错。奈何我们的经验太短，短到一辈子蜗居在日常生活的一角，无法经验战争与死亡的代价。时代的氛围总是重要的。氛围决定我们不会那么失落和阴沉，也没有战后的人们欣欣向荣对和平的向往，对战争离去的欢喜。这是个体生命的有限性与过长的人类历史经验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的。少数人批判时代看来无济于事，因为决定一切的是时代风气，和平年代又如何滋生懂得战争残酷的时代风气？这就是人类一代代的有限性本身招致的。《鬼子来了》至少让我，努力将自身置于某种严肃的历史时刻。怪不得，真正的政治哲学只有在时代变局下才能诞生，正是时势造英雄。具体解释，就是具体的历史经验诞生时代性。可是，那些天才的超越时代的人的警醒注定无助于事，他们是先知，像疯子，就像《鬼子来了》之中那个疯子。

可以想象，农民不是战略家，摆在眼前的是日本子的威胁，这个威胁已然笼罩着他们日常生活的全部。搞亲善，很容易让人患上集体性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为什么二狗子比日本人对待中国人还要狠毒？他们精神上已经伴随着奴性、恐惧和谄媚性。因此，他们必须努力证明自己谄媚的立场。他们生命的自我保存机制越强烈，越是会这样。普通的农民群体，或者说绝大多数的普通人，只能看到当下的强弱区分，感受到眼前的环境压迫，这是切实的，是深入他们经验中的，因此人们值得以鼠目寸光的经验进行对反映判断。这就是二狗子，也是农民们共同的心理机制。在这一点上，二者无任何不同。而作为权力强势的日本子，对强力更加崇拜。因为力量是他们邪恶侵略和在异国生存的“立身之本”。不论是二狗子还是抗战的人，他们的心理都同样矛盾。面对二狗子，一方面他们希望所有中国人都如此懦弱，屈服，因为这样就能保住统治，保证自己权力地位。而另一面，他们对这些人又会深恶痛绝，在内心深处鄙视。因为他们和掌握权力的冲动、才能是完全悖离的。因此，越是奴才越被人奴役。抗战者威胁他们的权力地位，因此他们同样痛恨，但在“枪杆子里出政权”这种对力量的追求上，二者又是相似的冲动。他们都知道，只有更强的力量才能战胜对方。因此，战场上反而能看见惺惺相惜，敌人绝对不会可怜奴才，但会尊重真正的敌人。因为在对力量的追求和战胜敌人这个核心上，双方反而一致。

日本子的心灵状态我想不仅仅是《菊与刀》描写得那么特殊，我认为，这种特殊性的日本民族性格有某种普遍性的人性本身。人的不同面相只是没有被发觉，平日里的好朋友在战争中就是敌人。如若不死，战争结束后甚至还能做回朋友。这是那种心理机制。人类可以转化自己的身份，随之改变自己的某些心理，或者说压抑一部分心理，发挥另一部分心理。这看似矛盾的人性实际就存在于每个人身上。我似乎理解土屋从一个要自裁的日本人如何变回农民，又从农民变成屠戮的鬼子。这看似矛盾实际上正是人本身的样子。我不能不承认，自己身上同样存在这种两面性。为了抽象的东西和文化的东西，我可以和别人生死搏斗，而在这种时代的东西退去了，我们仍然会成为朋友。曾经敌人的身份甚至增加一种特殊的魔力，让我和对方互生某种特殊性的精神共鸣。觉得我们作为朋友更为可贵。花屋如果没有听到首领要他死，恐怕他也不会去杀那个农民。而刚从死亡回来的花屋很是惜命，他的农民身份伴随着宴会更是没有转换回来。“大哥大嫂过年好”本身骂人的意义就不存在了，甚至成为友好的象征性符号，它是融入宴会氛围的。长官正是听到这种侮辱性的东西，觉得花屋丧失了自己的尊严和“道德”。换句话说，长官发现这意味着丧失了军人身份的权力意志，在心灵状态上彻底变回了农民。宴会的特殊氛围甚至淡化了农民与侵略者的权力地位，因此在那个环境中，农民甚至敢摸日本人的头。不论是花屋的农民性，还是农民与军人的权力界限模糊，都显示出中国农民“驯服”了日本鬼子。这让长官大为恼火，成为要杀花屋和屠戮农民的精神契机。此情此景下，花屋在长官的威胁和刺激下，重新意识到自己暴力和权力的把握。花屋看到那个模糊了权力关系的农民，燃起了对自己之前所模糊农民形象和军人身份的心灵状态的厌恶和抵抗，因此，他要杀掉那个中国人。而杀人之后的鬼子底色重新回来，因此他的自裁绝对不是作秀。日本军人身份的道德意志与普通农民身份的道德意志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说花屋之前不想死是因为重新唤起了普遍意义上的农民身份，此时的他重新捡起了日本鬼子的邪恶道德，便是有能力自裁的。像农民的鬼子，和像鬼子的农民，都是可以自裁的。前者是日本军人，后者是那些“玉碎”的日本本土人平民，双方实际上都可以在军国主义和农民身份之间转化。记住，世上本来是没有军人，而只有庄稼人的。

马大三最后的反抗，那是一种仇恨意识觉醒的反抗。他要杀那些放下武器重新“变成”农民的鬼子。他无法忍受鬼子变成农民欺骗了他，杀了村民后，又在投降书之下重新变回农民。这种转换实在太快，而且无法令人接受，何况之前转变的节点是马大三自己一手造成的。他最后的笑意味太多，难道是自己死而无憾吗？是自己赎罪吗？是因为弥留之际重新看到花屋重新从农民变回了鬼子吗？是因为他杀日本子让花屋的鬼子本质重新展露出来，因此他得到了满意吗？我们不得而知。时代转换确实太快，凭什么一个宴会为契机就让农民变成了鬼子？日本人是有预谋的？恐怕不应该这么简单理解。我们应该看到行为突转背后心灵状态突转的恐怖状况，以及，不能忽视这种心灵转换的环境的刺激，特别是第一个杀人者的刺激。这种心灵状态的突转让我们意识到人的理性与精神并非那么连贯的，而是隐伏着各种突转与偶然。一切对于突转地惊慌失措和难以理解，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把“连贯性”当作“常态性”，而把断裂与突变当做了异常状态呢？正是因为这种追求连贯性的理性预设，反而让我们忽略了断裂与突转本身就是常态的可能。正是理性自身恰恰对自身过于自信，而无法言说自身之外之物。而那些非理性的东西实际上未必不是一种常态。我想说的是，农民与鬼子的心灵状态转换或许并非什么特殊性，也并非只有日本人才有，而是潜伏于全体人类心灵状态中的转换。我们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并不难以见到这种人性显现的状况。我想我们要警醒的，是人性的脆弱性，人性变化的面相与时代转换之间难以协调的那个张力。我想，作为扭转时代的灵魂药师，是每个时代真正负责人的政治哲人的真正身份和使命。

马大三，董汉臣和疯老头是三个不同的“农民”角色。花屋一开始激烈地嚷嚷着效忠天皇，让董汉臣一同赔死。董汉臣不信民族大义，同样也不会信什么日本天皇，他的动机指向只是活着，对他而言，不存在什么比苟延残喘更高的自尊或精神信仰的向度。因此虚与委蛇地翻译给电影带来诙谐效果的背后，反映出的实际是董汉臣的这种没有价值感的惜命小丑的形象。农民身份的花屋抛弃了效忠天皇的道德，变得异常惜命，并许诺在把自己交给部队后给村民粮食。村民问他部队凭啥会答应这个条件。花屋说自己与部队的人都是同乡，大家互相有交情，自己又是管粮食的。于是村民感慨，“怨不得呢！一个村的，敢情也是庄稼人。”村民看到眼前的男人从一个一开始想着寻死的日本兵，到眼前求生欲极强的庄稼人，瞬间相信了诺言。这里的转变，实际是从一个鬼子到农民的转变，也就是说，村民在花屋的求生中国看到了他们自己也活在这种境遇之中，因此感觉同情。可见，相比于那个寻死觅活的武士道形象，眼前求生的人实际上就是村民们自己。马大三给自己要粮食找个好借口，说这是拿回自己种的粮食，我这是抗日，而不是不是汉奸。牵驴奉承鬼子的男人也找借口，说这是保护大家。这样找借口，实际上是一种精神的脆弱，村里的人们精神都很脆弱，大家的那种善良是一种精神的脆弱。自己的双手不愿意沾血，而别人沾上了血又产生隔阂的农村文化圈子里，真正的斗士恐怕只有那个疯老头。疯的状态得以让他脱离农民那种精打细算的理性和狭隘的计较，说出了处理的最好办法：一手掐吧死一个，全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