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纪录片聚焦三和人才市场的日结青年群体——拿日结工资、干一天休息三天的“三和大神”们，由此切入阶层流动的议题。

描摹这个群体的特征与经历时，影片采用的视角既细致又宽广：单身、留守经历、欠缺学历、二代打工者，在陌生而不友好的大城市里住着15元一晚、拥挤且不卫生的简易旅馆（这些“旅馆”多由曾经的农村住房违规改造而来），身份证被偷，被黑中介敲诈拐骗，而低廉的工资则永远无法为他们在大城市换取体面的生活——永远是一个没有户口的六等公民。短暂地经历过高强度甚至是高危的工厂工作后，他们不禁自问，“你过得那么累，是为了什么？”于是辞职干日结，将手头仅有的金钱和大把的时间投向网游、网络赌博、网络贷款甚至高利贷。

我认为，不论是纪录片中三和大神的行为逻辑，还是红遍互联网的“躺平”心态、西方学者提出的“贫穷文化”概念*，无一不体现出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对于社会中下层个体能动性的窒息：即便再怎么努力也无法实现跃升，索性便放弃挣扎。这种心态是一种习得性无助。也正因为这种结构性的困境毁掉的是人对未来的期待，是对自身命运的掌控感，它才更加隐蔽而残忍。在三和日结青年的案例中，“人穷志不穷”的民间教育学似乎告败，让位于那些对社会结构的暴力视而不见、转而谴责受害者的人们嘴里带有嘲讽意味的“还不是人穷志短”。

我不是一个社会结构决定论者。仅仅一个月前，我还在备忘录里乐观而昂扬地写：“即便身处于‘结构’之中，我们也永远‘能动’，永远有颠覆‘结构’的可能性”。但三和青年们的境遇却让我沉思良久，不得不承认结构巨大的压迫力量。乐观的资格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

回到纪录片。我觉得其中有一些点完全可以进一步挖掘，甚至成为一部新的纪录片。比如青年人沉溺其中的网络游戏与网络赌博，再比如乡村教育的凋敝、学历带来的职业壁垒、职业分轨中教育的名与实。

以网络赌博为例。在消费与娱乐社会学的课上我读到一篇有趣的文献**。作者在文中区分了竞争游戏与概率游戏：玩家在前者之中会动用“我”的一切能量，不择一切手段地去争取游戏的胜利；而在概率游戏中，玩家则是完全放弃了“我”，将胜负交付给所谓的命运，而运气其实就是对个人意志的否定（negation of the will）。作者进一步提出，商业赌博就属于典型的概率游戏，在竞争激烈且高度等级化的社会当中，这种概率游戏发挥着社会安全阀式的作用：因为概率面前人人平等，在平日里作为等级区隔的职业、经历、身份，都难得地不再发挥作用。当时的我想象着金碧辉煌的威尼斯人中出入的“豪客”，实在不明白他们怎么会是受困于身份等级的人，因此对这套理论不以为意。直至看到纪录片里沉迷于网络赌博的三和青年，我才意识到它也许真的有点道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数量也许并不亚于男性的女性打工者群体，这部纪录片的关注并不太多。最主要的几位讲述人无一例外是男性。在我的印象中，女工在片中仅出现了三次：第一位打工母亲含着泪诉说着孩子不到一岁便交给了老家的父母，每个月一发工资就寄回去；第二位一袭红衣的打工女孩作为涌入城市的打工者群像中的一员，只有短短的镜头与五句不能更加简略的话：“来了没多久”、“广西的”、“五个月”、“找工作”、“自己过来的”；第三位女性则出现在贵州打工小伙对于家庭情况的描述里：家里四个孩子基本上都读了书，“就是我姐姐上完初中就没读了”。

那么，第二代女性打工者里是否也有“大神”式的人物？她们通常选择的（或者选择她们的）职业有可能让她们成为“大神”吗？她们身上背负的家庭期望或性别“责任”允许她们过“大神”式的生活吗？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进一步探究的问题。

“大神是什么？大神的特征就是不想干活。”外出打工已逾十年的宋春江这样说道，引起一片哄笑。“三和大神”的称呼将一般要被贬斥为懒汉的怠工者反奉为大神，既有一点“无为而无不为”的仙气和洒脱，也带着明显的戏谑与调侃。“他们（大神）可能是思想更深化了……对人生没有太多奢求和渴望。”然而，对着这个自带幽默感的名号会心一笑后，二代打工者们留守、漂泊、辛劳的经历却让人心酸地沉默下来。我总是回想起发展社会学课上老师曾说过的话，“中国有七千万留守儿童，这个社会亏欠他们。”

注释与参考文献

*“贫穷文化（the culture of poverty）”是最近读的医学社会学教材（Cockerham, W. C. (2017). Medical sociology. Routledge.）里提到的概念，指的是长期受困于经济贫困的个体，容易发展出一套特定的社会与心理特征——依赖性、宿命论、无法延迟满足，以及对健康的重视程度较低。一个关于心脏病患者恢复的案例研究则显示，贫困患者比相对更加富裕的患者在术后复建的过程中更可能“重拾”从前并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也因此更有可能活不到一年。这与他们失业、低薪、独身等艰难的生活经历，及由此形成的宿命论式的人生观都脱不开关系：他们完全不觉得自己对于人生有太多或者是任何的掌控权。

**Young, M. (2010). Gambling, capitalism and the state: towards a new dialectic of the risk society?. Journal of Consumer Culture, 10(2), 254-2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