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
诗是平凡身躯里面奇蹟一般的灵魂。相信看了许鞍华纪录片《诗》的观眾，都会同意我这一感想。试想从纪录片开头笑谈拔鼻毛与打蟑螂之两难的淮远、到感念老友一张明信片的阿蓝和马若、到穿梭在深圳城中村和香港公共屋村的黄灿然、到应付没完没了的讲课的我，其实都是平凡不过的华人男子（就像黄灿然的茶餐厅里那个男人一样没有希望）。不是他们写出了诗，而是诗奇蹟般拯救了他们，让他们成为诗人：诗的载体。
於是他们拥有了一般人未必拥有的平行世界，他们也是「站在香港看不见香港」的淮远、说起诗与志时眼神熠熠的阿蓝和马若、坚信有一个诗神存在的黄灿然、和策兰与布莱希特一起不甘噤声的我⋯⋯许鞍华说诗是她的护身符，想必是她也看到我们身上那诗的护身符，於是以一部电影群之、兴之、怨之也。
这样一群人、这样一部电影出现在华人地区以最刻板印象目之为文化沙漠的香港，岂不是诗一般的奇蹟？「情动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当电影慢慢展开，我们的言语便超出了对诗的解释、超出了为诗一辩，倘佯在香港的山水、码头与穷巷之上，克制哀思，而归结於嗟嘆和咏歌——这就是《诗》的英文名字Elegies的本义，a poem of serious reflection， 充满严肃的省思自鑑。飘升縈迴於尘寰间，神来之处，有时让我想起侯孝贤《刺客聂隱娘》里那些无端聚散的雾或者嵐。
也许在香港观眾眼里，和这个「哀歌」最接近的，是「耶利米哀歌」的哀歌。后者哀嘆耶路撒冷圣城的沦陷、圣民的受难，就像诗的第一句就说：「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在希伯来原文中，本书名取自诗中的第一个字「艾卡」（Eikha），意思就是「何竟」。
不过，《诗》电影真没有这麽悲情，它的魅力更像香港诗人的生命力，是从幽默、细致和隱忍而来。淮远自不待言，惯以冷讽四两拨千斤；饮江自不待言，能从絮语沉淀玄思和长情；阿蓝自不待言，低声唱吟工人蓝调；西西自不待言，童真深藏微言大义⋯⋯从他们而来，香港需要的哀歌，是在一粥一饭一丝一缕之间，回首一伤神的。所以即使我再荷戟徬徨，也能坚定地说出「步步花花，亩亩春田，/一江好梦全无恙。/它不是另一个，/而就是这一个香港了」。
何况还有黄灿然，1997年信奉里尔克、叶慈的神秘主义的我初来香港时，正是他教我尊重日常不离地，既来之则安之写香港之诗。二十五年后，他在持续日常俭朴生活的表面下，收藏著一个真正的神秘主义诗人，他对世俗的凝视中混杂著藐视，因为他坚信诗是最高之物，高蹈云间又轻盈降落茶餐厅和春秧街；但诗如他坚持捣烂的一杯柠茶里的柠檬，如他施放未遂的两包糖，安然自在。是许鞍华的注视，用它们把他拉回人间。
这只是许鞍华懂得诗之三昧其中一个例证。在镜头转到土相的我身上时，她也没有忘记寻找我身上的火，这火未必因为斗爭、离散而来，也可以视为是「庾信远眺的，落星城，烽火照江明」的那些劫火、鲁迅相信的「地火」⋯⋯恰如片中我讲课讲到策兰的「绝对隱喻」，我说的一句：「绝对隱喻是最表面的，也是最深层的」，它就像那一年我们须臾不可以摘下的那个口罩，一方面它遮住了我们的嘴巴，另一方面它象徵了我们沈默的决意，当它铺天盖地，就成了倔犟抗议者的盾牌。
许鞍华拍诗，但她使用的依然是她最擅长的散文，诗引诱解读索隱，散文却是閒庭信步，胜在坦诚与漫兴。这两者形成的张力又恰恰就是电影的魅力，纪录片拍摄於我从不惑走向知天命之年的尾段、黄灿然从知天命走向耳顺之年的尾段，却是许鞍华「从心所欲，不踰矩」之年的开始，这样三者交聚，她在临近结尾轻轻引出黄润宇在而立之年前夕的泪水，鑑照了我们诗人、我城的故我並没有白白努力。
诗在言外，可以说，在电影《诗》以外没被读出的99%的香港诗，更是《诗》的弦外之音。「情发於声，声成文谓之音。」你看，我又忍不住上诗歌课了，十年前我在香港电台开设过一个「和你说说诗」的节目，其实不只是为了普及现代诗，更是为了投石於香港人的池中，诱发更多诗的声音。而《诗》，又何尝不是呢？
（原刊《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