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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最好的一面 (Le meilleur d'eux-mêmes)

—— 霍纳斯·特鲁埃瓦 (Jonás Trueba) 与坎德拉·雷西奥 (Candela Recio) 访谈

注：第一部分由霍纳斯·特鲁埃瓦单独完成。

巴勃罗（Pablo）和坎德拉（Candela）是你最新电影中的两位核心年轻人，他们也曾以青少年演员的身份出演过你的前作《重新征服》（La reconquista，2016）。再次拍摄他们的渴望，是促成《谁能阻挡我们》（Qui à part nous ? / 西班牙语原名：Quién lo impide）的起点吗？

霍纳斯·特鲁埃瓦（J.T.）： 我的电影通常诞生于一个非常具体的愿望，与实践和制作息息相关。对这部片来说，就是我想自己掌机，不依赖任何人。我之前的拍摄规模也不算大，但我渴望像青少年时期那样再次拍摄，就像我祖母送给我第一台 Hi8 摄像机时那样。我当时想，最好的方式就是和通过《重新征服》认识的那些年轻人一起拍，他们现在已经成了我的朋友。

电影的原名——《谁能阻挡我们》（Quién lo impide）——取自拉斐尔·贝里奥（Rafael Berrio）的一首歌，他于2020年去世，也曾出现在《重新征服》中。他在法国并不为人熟知，但对你来说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坐标。

J.T.： 他的那首《谁能阻挡我们》在《重新征服》中已经出现过两次，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也是这部新片唯一的“剧本”。这首歌讲述了改变名字、摆脱出身、重塑自我身份的渴望，这直接呼应了片中人物那个年纪特有的困惑。贝里奥是我的朋友，更是一个榜样，因为他总是游离于潮流之外。在电影、文学、音乐和绘画领域，我们往往过于顺从所谓的“时代要求”，去迎合与我们所处时代“相符”的条条框框。贝里奥认为，皮奥·巴罗哈（Pío Baroja）和贝尼托·佩雷斯·加尔多斯（Benito Pérez Galdós）才是他真正的同代人。同样地，比起许多和我毫无共鸣的当代同行，我觉得自己离过去的电影人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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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阻挡我们》Rafael Berrio观看演出

《谁能阻挡我们》里的青少年，似乎也打破了人们对当今青少年的刻板印象。

J.T.： 常有人指责我有点时代错置，例如我没有花更多笔墨拍摄角色们盯着手机屏幕的画面，但我不明白为什么一部电影必须严格遵守所谓的“当下该有的样子”。这种指责反而暴露了人们给年轻人贴标签是多么草率，其实年轻人花在手机上的时间并不比社会上的其他人多。我一直很清楚，在展现今天的年轻人时，我也可以透过他们展现我们这一代人年轻时的样子。而实现这一点的途径，正是用一种老式的电影手法来拍摄当下的青春，更接近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电影人，比如让·鲁什（Jean Rouch）或米歇尔·布罗（Michel Brault）。

你的电影确实更容易让人联想到让·鲁什，想到《夏日纪事》（Chronique d'un été）《人类的金字塔》（La pyramide humaine），而不是目前大多数倾向于把青春期“问题化”的青春片。

J.T.： 是的，那些电影往往采取一种社会学的视角，而这正是我所抗拒的。我不想拍一部关于“当今青年”的电影，只想拍一部关于“一群年轻人”的电影。我也想描绘一种“常态”，这种常态在大多数以年轻人为主角的电影中是缺失的。那些常态明明是大多数，在电影里却常常变成少数。这固然弥补了社会里某些群体的可见度缺失，是件好事，但也把一整个日常维度排除在了电影之外。

拍摄周期长达五年，这是事先计划好的吗？

J.T.： 不是的。尽管我预感到这会是一部长片，它的制作过程会非常开放、不可预测且充满流动性。有时人们会向我提起理查德·林克莱特（Linklater）的《少年时代》（Boyhood），我非常喜欢那部电影，但与《谁能阻挡我们》不同的是，它从一开始就有非常明确的计划。而在这里，我们没有任何先入为主的想法，甚至没想过要去记录主角们的成长。我只想在某个特定的时间点拍下他们，时间跨度的问题之所以凸显出来，仅仅是因为那个“当下”被拉长了。时间的命题在《重新征服》中其实更重要，它讲述的是追寻失去的时光，记录了角色人生中两个不同年龄段的状态。而在《谁能阻挡我们》中，我们感受到更多的是一种连续性。

拍摄是稍微有一些计划，还是完全即兴的？

J.T.： 我们从来没有制定过拍摄计划或提前定好日期。有时我们在几周内拍了五次，然后三个月都不见面。我们只在有兴致且有空的时候才去推进这部电影——说实话，我们甚至没有义务非得拍完它。比如，坎德拉跟我提起一场反对教育法改革的游行，我们就决定去拍下来。或者我们找个地方碰头，带着摄像机和麦克风就去了。有时候我们最后什么也没拍，光聊天了。这部电影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在某个时刻，我们有了展示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的冲动。一开始，我们把大约二十分钟的粗剪片段拿到高中里放映，听取学生们的反馈。后来，我们积累了四个部分，每部分一个小时，内容更加成熟。这些部分分别在西班牙的一些电影节上放映过，比如潘普洛纳的纳瓦拉“视点”纪录片电影节（Punto de Vista）和塞维利亚欧洲电影节。因此，这部电影的素材在形成最终版本之前，已经接受了许多不同人群的检验。

你经常非常近距离地拍摄你的角色，为什么？

J.T.： 在重量和人体工学方面，我对理想的摄影机有过很多考量。我最终选择了一台相当便宜的摄像机，配上 35mm 镜头。这个焦距自然而然地迫使我靠近拍摄对象，让我感觉自己也是这个群体的一员。这是一种近乎身体层面的拉近距离的需求，而在我的其他电影里，我反而追求距离感，并且总是使用三脚架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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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主演坎德拉·雷西奥加入了访谈。）

坎德拉，在《谁能阻挡我们》中，我们能在你和霍纳斯拍摄的所有人身上感觉到一种真实的倾诉欲，甚至可能是一种必须倾诉的需求。

坎德拉·雷西奥（C.R.）：当你年轻的时候，很难找到一个你的想法能和别人的想法一样被重视的地方。无论是在电视上还是在其他媒体上，这样的地方都不存在。当拍摄开始时，我们看到这样的地方是可能存在的。那些通常不被当回事的重要事情变成了真正的讨论话题，而倾诉也帮助了我们去理解。

霍纳斯·特鲁埃瓦（J.T.）：在我的剧情片里，我有时会拍一些贴近演员真实生活的场景，但并不是完全写实的手法，而是把它们推向极致，有时还带着幽默。对他们来说，这种与自身生活的亲近感，让拍摄、让这种把自我放进虚构里的过程，成为了一种宣泄与净化。

C.R.：把自己当作虚构角色来看待，也向我们揭示了一些关于我们自己的东西。我意识到，在生活中，那些本可能发生却没有发生的事情，或者发生在你爱的人身上的事情，和实际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一样重要。

J.T.：明白这一点是很有益的。拍电影能让人意识到生活究竟包含了什么。我们赋予它形式和意义，从而理解了那些好事与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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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影中很难分清哪些是纪实、哪些是情景重现，哪些是虚构。例如，当西尔维奥去埃斯特雷马杜拉（Estrémadure）的村庄找坎德拉的时候。这个片段是怎么来的？

C.R.：我很早就知道我想在电影里有一段爱情故事。和霍纳斯一样，我喜欢爱情，喜欢恋爱的感觉。但我们不知道该以什么形式呈现它。在电影的第一部分，有一些和另一个男孩相关的场景，但当我谈到我的村庄并且霍纳斯决定去那里的时候，我们觉得把村庄和爱情结合在一起是个好主意。那时我们甚至不知道这个故事应该是和一个男孩还是女孩发生，我只知道我想和比我稍微大一点的人谈。然后西尔维奥就出现了。

J.T.：那正是我们在虚构层面放开手脚的时刻，关于那次旅程、划去葡萄牙的桥段等想法很快就涌现出来……坎德拉和西尔维奥当时才刚认识，即使他们的关系是虚构的，我也捕捉到了一丝真实：那是某种东西萌芽的过程。这种效果是很难得的。

C.R.：但对我来说，在我的家庭所在的村庄里拍摄并不是一个舒服的处境。我意识到，一旦我答应了，我就无法再筑起心墙，而这会触及一些我不那么引以为傲的事情，比如我和家人的关系。这也是我向霍纳斯提出要求的时刻之一：“我觉得我们必须暂停一下，好好思考一下这一切。”哪怕我知道，打断影片的流动感，是件很难受的事

J.T.：在一些非常具体的时刻，他们给我划定了某些界限。如果巴勃罗或坎德拉对我说“我不想要这个”，我就必须理解，哪怕这可能会令人遗憾。《谁能阻挡我们》并不是一部没有挫折、没有伤痕的电影。

坎德拉，你从10岁起就开始当演员，你演过戏剧，之前也拍过霍纳斯的电影。但在这种近乎纪实的拍摄方式下，你还觉得自己是个演员吗？

C.R.：我一直很难感觉自己是个演员，尽管我从小就接触电影和戏剧。在这里，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在演一部剧情片。当然，也没觉得这是一部单纯关于我的纪录片。而是介于两者之间。有时候我想做自己，那个潜在的虚构角色就消失了。但在虚构成分更多的时候，那种要去完成一件重要事情的责任感，要比“表演”的念头更重要，即便表演正是完成它的方式。

J.T.：就我而言，我也一直很难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导演。我觉得，一直不那么把这个身份当回事，是件好事。

访谈由马科斯·乌萨尔（Marcos Uzal）于3月14日在巴黎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