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ady Corbet : «On a fait de notre mieux pour créer des expériences qui semblaient impossibles à vivre pour les spectateurs»
采访的发布时间2025年2月5日
原文链接：https://www.troiscouleurs.fr/cinema/interview-brady-corbet-the-brutalist/
翻译：Anima
威尼斯银狮奖、三项金球奖、奥斯卡热门、媒体盛赞……布拉迪·科贝特的第三部电影《粗野派》带着杰作的光环登陆影院。一位在大屠杀后逃往美国的匈牙利犹太建筑师（阿德里安·布罗迪饰）在那里遇到了一位大亨（盖·皮尔斯饰演），后者委托他建造一座宏伟的建筑。在这幅气势磅礴的画卷之下，隐藏着对作品颠覆传统、穿越时间能力的微妙思考。布拉迪·科贝特向三原色杂志（Trois Couleurs）畅谈了这部宏伟巨作的非传统的创作理念。
...Q：无论从视觉上还是叙事上，《粗野派》都堪称鸿篇巨制。然而，它的预算却很低：不到 1000 万美元。您是如何做到的？
这主要是因为我们采用了极少的镜头设计。大多数场景我们都只拍摄了一到两个镜头。通常情况下，拍摄的惯例是每个场景都要拍摄大约三十个镜头，然后在剪辑室中确定成片的样子。拍摄本身并不耗时，耗时的是前期准备。我们每天大约拍摄八个镜头，并确保它们完美符合我们的预想。因此，我们能够在三十三天内完成拍摄[对于这样一部规模如此巨大、时长超过三小时的电影来说相当之短，编者注]。这种经济的拍摄方式，剧本的精确性，以及我出色的助理导演Célie Valdenaire的不可或缺的帮助，都是这部电影获得成功的关键。她和她的妻子（一位艺术总监）住在巴黎。她完全掌握了美术布景【le production design，将作品进行视觉传达的所有要素，编者注】，知道搭建布景所需的时间。简而言之，我们在开拍之前就制定了明确的计划，而且从未偏离。
Q：您为什么要选择使用VistaVision摄影机进行拍摄，这台设备如今很少用于拍摄长篇电影，并且需要运输大量的胶片箱，尽管它可以将电影以70毫米胶片的格式放映？
这台摄像机在20世纪50年代被发明。在我看来，它是将观众带回 20 世纪中叶的理想工具。
...Q：《粗野派》的视觉呈现气势恢宏，但其内核却包含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等元素。您是如何构思这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的？
对我而言，形式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觉得现在已经没有新的故事了，而叙事的方法才能改变我们与故事的关系。拍摄建筑物非常困难，因为它是静止的。在电影中，我们试图呈现粗野主义建筑【一种诞生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风格，强调垂直感和使用混凝土等原始建筑材料，编者注】：因此需要更因此需要大景别、更具有压迫感的镜头，同时保持极简主义与极繁主义之间微妙的平衡，它们像拔河一样相互较量。观众不一定能看到作品中蕴含的深意，但他们能感受到。我认为这就是优秀诗歌的本质特征。实际上，它相当直接。例如，我非常喜欢保罗·策兰【1920-1970，他被认为是战后最伟大的德语诗人，编者注】和英格堡·巴赫曼【1926-1973，奥地利著名诗人、作家，曾与策兰保持恋爱和艺术关系，编者注】的作品：他们的文字非常直接，却又包含着一丝神秘感。他们的有些表达的结构需要一把钥匙才能理解其含义。这就是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的，这种非常明确的事物和更为神秘、奇异的地方之间的平衡。
Q：影片一开始的长镜头令人印象深刻，镜头跟随着主人公穿梭于一艘拥挤的轮船狭窄的走廊中，船上挤满了像他一样由欧洲移民而来的人们，最终镜头定格在倒置拍摄的自由女神像上。您是如何构思这个镜头的？
...我拍摄开头的最大灵感来自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1867-1959，美国建筑师，编者注】设计的住宅：你将首先进入一个没有窗户、天花板很低的房间，然后爬上楼梯，到达一个像大教堂一样开阔的巨大空间。这就是我脑海中的想法：我想让我们跟随着主角从逼仄船舱深处走出来，来到开阔的甲板上，营造如同身处赖特的建筑中的视觉体验。这正好是《粗野派》如何表现建筑空间的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
Q：《粗野派》在去年九月份的威尼斯电影节上的最初几次放映之后，许多记者都惊呼一部“杰作”（chef-d’œuvre）诞生了。您对此有何反应？
你知道的，最好不要轻信赞美之词。因为如果你开始相信赞美，那么你也必须倾听所有的负面批评。那会带来很多干扰。我尽力不去设想人们会如何解读我的电影。如果你给解读留下太多空间，那同样也会给误解留下空间。我不能接受误解，即使我非常想澄清一些我认为在电影中被误解的地方。我很想能去观众的客厅，校准他们的屏幕，让他们以我认为正确的方式观看电影。但这是一件公共艺术品。你必须放手。而且，如果一旦有人开始说这是一部杰作，就会招致一种逆反心理：不喜欢这部电影的人会开始真正憎恨它。而且，现在说起这些还为时过早。我们需要多年后才能知道这部电影的生命力如何。也许二十年后它仍然留在观众的记忆中——我当然希望如此。我们创作【原文为：bâtit，有建造、修筑之意】作品，就是希望它们能够流传下去。
有趣的是，我的下一部电影非常激进，我很确定它不会受到多少评奖人的垂青，因为它在性方面非常露骨【他和他的妻子兼联合编剧Mona Fastvold目前正在筹备《Ann Lee》，一部由Amanda Seyfried主演的关于震颤派宗教运动精神领袖的音乐剧；以及一部以 1970-80 年代为背景的恐怖西部片，讲述了在加利福尼亚的中国移民社区，编者注】。我们有可能会得罪太多有权参与奥斯卡评选的人。但这不是我们拍摄这些电影的目的。获得这些奖项的唯一好处是不外乎一点职业保障。毕竟，我们都是自由职业者，无论是艺术家、电影制作人还是记者。这部电影的奖项将在未来两年让我的生活轻松一些。《粗野派》影响了我的身心健康。我每周工作七天，直到现在也是如此，仍然没有完成，这实在要花费太多心思……我希望这能让我有更多的钱、更多时间、空间和平静来考虑下一步。让我的工作日短一些，找回我的周末，就这样。
Q： 您对于“杰作”的定义是什么？
我觉得，我总是能第一眼就认出所谓的“杰作”，像这样的情况大约一年发生一次。我觉得去年马蒂·迪欧普的《达荷美》就是一部开创性的纪录片。一部“杰作”可以有许多种形式，它可以非常小也可以非常大。我拍摄电影时喜欢宏大的规模，但同样也喜欢那些心思细腻的私密的作品。维伦纽瓦在制片厂体系内所取得的成就是非凡的。话虽如此，我感觉现在看到的杰作比过去少了，过去十五到二十年在流媒体的冲击下而变得艰难。这就好比Spotify对于音乐产业的冲击。
如今我身边的音乐人都是最贫穷的艺术家，即使是那些被认为最成功的。独立电影制作人也一样。他们勉强能支付房租，即使是那些电影入围奥斯卡最佳影片的电影制作人。这真是荒唐。这是因为商业模式的巨变。我认为，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逆流而上，否则我们就会把我们的文化让给算法，而这些取而代之的算法很可能只会生成一堆毫无意义的自我重复【des ouroboros de merde：一种自噬的蛇或龙的，编者注】。
Q：你在考虑阿德里安·布罗迪来饰演这个角色时，是否联想到了罗曼·波兰斯基的《钢琴家》（2002），他在其中同样扮演了一位从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东欧犹太艺术家？
...我自从上映以来就还没有重看过这部电影，但我记得它是一部很棒的电影。阿德里安·布罗迪还与托尼·凯耶（Anthony Kaye）、肯·洛奇、安德鲁·多米尼克、韦斯·安德森等人合作过……我觉得他非常令人印象深刻，他是一位非凡的演员。他让我想起了格里高利·派克（Gregory Peck），他看起来像是另一个时代的演员。而且，选他出演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角色是匈牙利人，而阿德里安的母亲在1956年的革命期间逃离了匈牙利。这是一个自然的选择。
Q： 您在影史上最爱的一部电影是什么？
我想大概是《安德烈·卢布廖夫》【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导演，1966年，编者注】。但很难说……我也非常喜欢希区柯克，我青年时就非常崇拜他。他的很多电影我都看了三四十遍。我喜欢非常确凿无疑而又雄心勃勃的电影。《安德烈·卢布廖夫》就是这样的一部作品，它让人感到难以置信它的存在：当你走出电影院时仍然会沉浸在刚刚看到的画面中，这是世界上最好的感觉。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努力创造那些观众觉得无法实现的体验，为了突破他们对电影的预期，也为了电影本身的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