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颜洗
公元14世纪,"万户”陶成道坐在一辆捆绑着47支火箭的椅子上,将自己发射升空,旋即爆炸,血溅天疆。成为历史记载的第一位试图利用火箭升空的人。——美国火箭学家 赫伯特·S·基姆
一、人间正道,向来沧桑
《飞行家》讲述了李正道(杨玏饰)、李明奇(蒋奇明饰)父子接力、绵延数十年的飞行梦。李正道与"万户”陶成道的名字如此相似,或许并非巧合。
电影刚开始时,我以为会是一部类似《宇宙探索编辑部》的、以“民科”为主角的魔幻现实主义电影,看着看着,我才明白,李正道的名字早已暗示了,这是一部讲述人间正道何以沧桑的电影。
我很欣喜的是,电影放弃了多数励志类型电影中努一把力、抖个机灵就能力克敌手、斩获成功的滑稽桥段,而是一本正经地讲述了,在各种各样内在的、外在的、命运的、时代的因素作用下,用生命、鲜血和机遇淬炼出的飞行家之梦。
这部120分钟的电影似乎在告诫我们,从来都没有什么所谓的“弯道超车”,唯有李正道毅然走进办公室前的那一句“相信科学”,以及父子俩一次次坠落地面的刻骨疼痛。
最有趣的是飞行家的动机。如果是李正道的飞行梦还伴随着那个时代特有的浪漫情怀,那么主角李明奇的飞行梦则充斥了各种现实理由。起初,他希望为父亲圆梦,但同时更希望以此释放父亲之死延续到自己身上的社会压力。后来,一穷二白的他需要用一次成功的飞行来换取一场“划算”的婚姻,一场盛大的开业广告,再后来,是为了换取侄子的手术费。
有一丝冷幽默的是,几乎每个角色都劝李明奇放弃这个危险的发明,他们婉拒、嘲讽、批判、阻拦、惩罚。但是当现实困难降临时,大家又把希望寄托在李明奇“再飞一次”。但人们并不是看好他的飞行器,而是亟需利用他的飞行予以变现。
幸运的是,李明奇成功了。但是在那些尘埃里,还有多少李明奇在批判与嘲讽中泯灭。在获得真正的成功之前,人间正道向来是沧桑的。
二、谁杀死了东北的佐罗
《飞行家》改编自东北籍作家双雪涛创作的同名小说,后者惯以东北工业转型为背景,聚焦被时代裹挟的边缘群体和底层形象,展现个体在生存困境中的沉沦与突围,被视为东北文艺创作新浪潮的典型。
与电影《我的朋友安德烈》相比,《飞行家》想说的话更稠密,呐喊更振聋发聩。如果说前者只是触及国企改制背景下传统重工业企业的遗憾落幕,那么后者则将锋芒直接指向那个时代中利用信息和权力肆意侵吞社会财富的投机者。
电影中的关键角色庄德增,似乎谐音是“装得真”,用假装的共情和礼貌骗取李明奇和工人们的信任,然后用一套眼花缭乱的金融操作和提前设好的人性陷阱,把李明奇与工厂“公私合营”的舞厅轻松夺走,把原本衣食无忧的李明奇送上寒冷的冬日大街,举着“帮工”的牌子艰难度日。而李明奇身边众多待业的工人则意味着:这场侵吞果有资产的投机,正在彼时的东北大地上处处发生。
金蝉子转世的唐僧(雷佳音饰)当上了台长,眼里容不得沙子的悟空(王彦霖饰)却丢失了他的金箍棒。
与九十年代的东北同样穷途末路的,还有江对岸的苏联。在那个轰然倒塌的巨人脚下,李明奇和街坊们凑了些过冬衣物,便能换来一台象征着人类科技巅峰的载人飞船返回舱,又魔幻,又现实。
电影中的“佐罗”意象同样有趣。电影《佐罗》是1976年后第一批引进中国的译制片,彼时作为“共和国长子”的东北走在全国的经济前沿,行侠仗义的佐罗与东北热土的豪迈精神想必是不谋而合的。李明奇戴着佐罗标志性的面具驾驶热气球划过城市的上空,佐罗舞厅中,各国代表其乐融融,把酒言欢。而当投机者的刀刃掠过,佐罗的牌匾被丢进了火炉化为乌有,一如那个警恶惩奸、锄强扶弱的侠客佐罗永远离开了他曾保卫的新阿拉贡。
当李明奇站在600米高塔上即将纵身一跃时,他那贴满广告的飞行服滑稽又悲哀;当他惊险落地,重重地砸向地面时,电视台长的第一个问题是:“压到广告了吗?”可谁还记得,十多年前他和工友们身上那件干净的蓝色工服。我们不对经济的模式作出任何论断,但电影所体现的,无疑对市场经济抱有一种劫后余生的后怕与警惕。
三、做仰望星空的人
李明奇引用黑格尔的话说:一个民族有一群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
我想起康德的另一句话:世界上有两件东西能震撼人们的心灵:一件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标准,另一件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
愿我们,在忙碌的生活里,记得不时仰望星空。
即便是普通人,触摸到“飞行”时,也不免感到热血澎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