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尽量不涉及关于《小小的我》的剧透以保护宝贵的观看体验，但出于内容的对比和探讨需求，会对两部具有相似主题的电影《绿洲》和《推拿》中的部分情节有所提及，其中包含少量剧透。
“他坚持说，他并不是想杀死我。他只是认为，综合各方面因素来看，当初如果我的父母能够选择结束我这个婴儿的生命会更好；而其他父母在面对类似的情况时，也应该有这样的选择。这样不仅可以避免像我这样的生活所带来的痛苦，也能满足父母希望拥有不同类型孩子的合理期望。这与我个人无关，所以我不应该感到威胁。”
这是美国作家、律师和残障人权活动家哈丽特·麦克布莱德·约翰逊（Harriet McBryde Johnson）在2003年发表在《纽约时报》杂志上的文章《无法言说的对话 Unspeakable Conversations》的开头。“他”指的是哲学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一位因推动动物权利运动而闻名的思想家，也是当代最具知名度和争议性的伦理学者之一。辛格的哲学强调减少痛苦是道德行为的核心，这一理念在动物权利领域得到了高度赞誉，但当他将同样的功利主义逻辑应用到残障生命的价值评估时，却在许多残障群体和倡导者中引发了强烈的反对。
...约翰逊在文中详细记录了她受辛格邀请，在普林斯顿大学进行的一次关于残障群体权利的面对面辩论。作为一名严重身体残障者，她接受了邀请。尽管辛格的观点让她感到愤怒，但她仍认为辩论是争取平等和理解的重要方式。她直言不讳地指出，辛格的逻辑把残障者的生命看成一组成本和收益的计算，认为他们的生命不如他人重要。她批评这种观点，认为它低估了残障者的生活质量，也忽略了他们的快乐和成就。相反，约翰逊强调残障是人类多样性的一部分，可以让人过上充实而有意义的生活。
辛格则坚持，他的观点并非针对约翰逊个人，而是基于减少痛苦的哲学立场。他认为，如果新生儿因严重残障而无法体验“有意义的生活”，父母应被赋予选择终止其生命的权利，以避免更大的痛苦。他的立场挑战了传统人本主义伦理，强调减少痛苦优于绝对维护生命的价值。约翰逊对此明确表示他人无权决定她的生命价值，并质疑社会和医疗界对“正常”与“有价值”生活的单一标准。她认为，这种狭隘的定义不仅剥夺了残障人士的主体性，也阻碍了社会对多样性的接纳和尊重。辛格的逻辑虽然在哲学上看似严密，但残障人士不仅是讨论的对象，更是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无法言说的对话》是我在本科时一门名为《媒体、残疾与未来 Media, Disability, Futurity》的课程中印象最深的阅读材料。这门课程让我对残障话题有了新的视角。老师在第一堂课就再三强调，讨论残障问题时不仅要关注他们的挑战，更要反思我们自己的语言和态度。要称呼他们为“people with disabilities”（残障人士）而非“disabled people”（残疾人），要优先突出“人”这一身份，而不是以残障标签定义个体。
然而，当课堂中的理论与现实生活相遇时，落差显得格外明显。今年国庆节前夕，我的两位高中好友带着爸妈来我老家做客。我们三家人一起去了当地的一家中医推拿馆。我们三家人一起去了当地的一家中医推拿馆。久别重逢的气氛让大厅里轻松而愉快，直到被一位十几岁的脑性麻痹患者的到来而打破。他的家人将他送到门口后匆匆离去，留下他一个人独自在大厅。他用不太熟悉的动作在我们面前走过，随后又折返，目光中带着几分好奇和调皮，仿佛在试探性地接触我们。然而，我们却一时不知如何应对他。有人低下头看手机，有人故作轻松地继续着先前的对话，而他则在大厅中来回踱步，仿佛与这个空间格格不入。不久后，推拿师傅很快招呼他上楼去等候，但与那些可以在大厅里休息的顾客不同，他的“等待”被有意无意地隔离开来。
尽管我们三个朋友都在国外留学多年，家长们更是社会阅历丰富，但面对残障人士，我们却还是显得如此生疏。没有人表现出恶意，但我们的茫然和不自在无疑暴露了对残障者缺乏真实接触和了解。这种隔阂并不仅源于身体上的障碍，更来自社会和心理上的距离。真正的平等并不只是停留在理论讨论或措辞转变中，而是需要通过更多的理解和接纳，去弥合人与人之间这种距离。《小小的我》之所以让我感触颇深，正是因为影片初期让我再次感受到这种生疏与无措，但这种隔阂感又随着剧情推进逐渐融入并淡化的体验。它在银幕上展示了残障者的生活，不是作为“特殊”个体的存在，而是作为一个完整的、有梦想和挣扎的普通人，这种“平视”的视角正是我们所缺乏的。
...无独有偶，十年前的中国电影市场上也有一部聚焦残障群体的电影——《推拿》，这部影片由娄烨执导，改编自毕飞宇的同名小说，故事发生在南京一家推拿馆，聚焦一群视障推拿师的生活与情感世界。影片中的推拿馆不仅是这些盲人推拿师工作的地方，也是他们生活的中心，更是他们彼此建立联系的纽带。然而，这一封闭的场所也象征了他们与外界社会的隔离状态。巧合的是，这部电影的主要故事地点南京，正是我们度过中学时代的城市，熟悉的街景、南京话与不熟悉的推拿馆的另一面生活相映衬，更突出了我们日常视野中曾被忽视的角落。
《小小的我》和《推拿》都从残障人士的角度切入叙事，让观众进入他们的生活与内心世界。《小小的我》通过刘春和的成长故事，让观众逐步熟悉他的生活方式和内心世界。尤其是影片开头部分，视听语言巧妙地呈现了刘春和的日常，让人从好奇、陌生到逐渐习惯并自然接受脑性麻痹患者的言行举止并非异常。这种“正常化”的叙事方式，突破了传统上残障题材的刻板印象。
相较之下，二十年前上映的电影《绿洲》视角则主要集中在非残障人士的男主角洪宗都的身上。他是一位刚出狱的社会边缘人，与脑性麻痹患者韩恭洙发展出了一段复杂的情感关系。然而，影片直到二十分钟后才引入韩恭洙这一关键角色，尽管她是情感关系的核心人物，但她的生活和内心并未得到足够的展现，片中单独出现的镜头更是寥寥无几。即便文素利对韩恭洙的演绎精妙超凡，通过出色的表情和肢体控制赋予角色以感染力。然而，韩恭洙的脑性麻痹程度比刘春和更甚，由于角色语言能力的破碎以及叙事重心的限制，观众难以深入她的内心世界。她更多被作为一个“他者”呈现，而不是一个拥有完整主体性的角色。这种视角虽突出了健全人与残障者之间的冲突，但也强化了残障者“被观察”的局限，使影片对残障者的情感塑造略显单一。
韩恭洙与洪宗都的感情始于一种难以被大众接受的方式，影片结尾虽充满情感冲击力，却也让人感到一丝无力。韩恭洙的角色似乎被定格在“公主”的形象中，始终陷入对“将军”拯救的被动期待。这种设定虽然触动人心，却进一步加深了对残障者“无能自救”的刻板印象，使角色的主体性被弱化。
《推拿》中，黄轩所饰的小马的感情线同样让我略感遗憾。影片通过一场奇幻的意外让小马恢复了部分视力，并最终走向了与非残障人士的婚恋。这种情节设计固然满足了一部分观众对结局的期待，但也难免让人觉得为什么一个残障者的情感故事还是必须通过“恢复正常”或“被接纳”才能获得最终的“圆满”。这种安排是否再次强调了非残障才是“正常”的标准，忽略了残障者本身生活价值的独立性？
其实在观看《小小的我》时，影片中的感情线也让我一度感到不适，刘春和写给雅雅的诗句让我不断被刺痛。诗中流露出强烈的卑微感，仿佛他注定只能仰望，等待爱的施舍。许多人或许能够共鸣这种复杂情绪，真心喜欢一个人时就会一方面觉得对方值得拥有世界上的一切美好，另一方面却忍不住反复审视自身的不足。而当这些情感从一位脑性麻痹患者的口中说出时，这种对比显得格外刺目，甚至也让我怀疑编剧是否在“恶意揣度”，通过放大刘春和的自卑来博取观众的同情。
这种疑虑在影片推进过程中逐渐被缓解，而直到观看了最近释出的特别纪录片后，我才对这些情节有了更深的理解。原来刘春和的诗句并非源于编剧的设计或易烊千玺的演绎，而是来自现实生活中一位脑性麻痹患者龚苏的真实创作。龚苏是一位内心丰富、热爱文艺的人，当纪录片中刘春和用自己的声音在电影中念出龚苏的诗句，龚苏本人在影厅中目睹这一刻时，镜头下的他脸上交织的笑容与泪水。这一瞬间让我意识到了这些文字不仅是角色的表达，更是龚苏与世界对话的一种方式。这并非编剧的刻意煽情，而是残障人士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龚苏的创作赋予了影片情感表达更深的真实性与力量，也打破了观众与角色、电影与现实之间的界限。
...这种源自生活的真诚与坦率让我重新审视那些曾让我难过的情节。它们不是为博取同情而刻意设计，而是真诚的分享，提醒我们理解与接纳他人视角的重要性。而已存在的部分觉得影片矫揉造作、居高临下的观众评论则恰恰反映了我们社会对残障题材的陌生和敏感。有的人批评编剧“试图用身体叙事打动观众”，但这种批评本身是否也带有偏见？残障人士的身体和生活的确是他们的真实存在而并非所谓“消费苦难”，我们需要的是通过电影这样的媒介逐渐熟悉他们的生活并学会以平等的目光接纳他们。
此外，我认为《小小的我》的另一亮点在于刘春和的感情戏虽然带着卑微，但并未将他塑造成一个需要拯救的角色，相反，他的自主与成长贯穿全片，是影片最核心的主题。当故事渐渐走向尾声时，我一度担心它会以一种我们所熟悉的“包饺子”式结局简单画上句号，但影片选择了一条更具力量的叙事路径，刘春和拒绝了平和被动的接受，坚定地为自己和其他行动不便的人争取真正的改善方案。他的选择和行动展现了角色作为完整个体的成长和抗争，也让影片在叙事上实现了突破。
林晓杰老师饰演的外婆无疑是片中最温暖动人的存在。她会一面责怪女儿还总是把外孙当小孩看待，一面又自己放心不下外孙偷偷跟随。无论是絮叨还是笨拙的保护，片中还有更多的细腻真实的细节会让人想起自己的奶奶/外婆和她们身上不断滋养我们的那一份特别的爱。外婆身上的乐观豁达和细腻关怀，是三代亲情的纽带。影片后半部分外婆与春和在天台的一场谈心，让我对这部电影的情感深度有了新的认识，不仅仅是关于成长，更是关于三代人如何彼此理解和接纳。
我最喜欢的片段是影片最后刘春和带着外婆郊游的一幕。刘春和不仅细致地照顾了外婆的情绪也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他已经能够独立去往更广阔的天地。这种情节设置没有依赖于他人的拯救，而是通过角色自身的努力与成长完成了故事的升华。真正的看见，不是将残障人士理想化为“需要拯救的弱者”，也不是将他们物化为激发同情的“工具”，而是让他们内在的蓬勃生命力在银幕上真实地展现。
相对而言，《绿洲》和《推拿》中家庭的刻画显得更加冷峻。《绿洲》中男女主的家庭都让我们感到了比冷漠的社会更深一层的寒意。《推拿》则虽然展现了一群推拿师彼此之间的亲密关系，但他们的原生家庭却几乎没有提及或反而带来了更多的伤害。这样的叙事选择虽然表现了残障者在家庭中的边缘化处境，但也让影片整体基调偏向于孤独与压抑。
虽然《小小的我》在电影艺术的完成度上或许不如《绿洲》和《推拿》，但它以更贴近大众的方式实现了情感共鸣。《推拿》的一个重要亮点是通过添加画外音旁白来优化视障观众的体验，这种设计虽然弥补了视觉信息的缺失，却可能让普通观众感到抽离。而《小小的我》采用了更传统的视听语言，从开场就通过精巧的镜头设计逐渐让观众融入刘春和的生活世界。
这种尝试让我想起《推拿》上映时面临的市场困境，公映首日在全国排片场次仅占总场次的3%，此后排片数据持续下滑。当时《南京日报》曾评论道：“娄烨拍摄了一部让观众看得见黑暗的电影。尴尬的是，在影院里，《推拿》目前的遭遇却是‘看不见了’。”作为一部艺术价值突出的作品，《推拿》因题材的“小众性”和观众的陌生感，在商业上遭遇了惨败。这也折射出残障题材电影所面临的普遍挑战——它们需要被看见，被熟悉，才能走得更远。
这次的《小小的我》则选择了一条更温暖包容的叙事路径，尝试突破题材的局限。通过建立更亲和、更大众化的情感连接，这类电影可以吸引更多观众关注残障群体的故事。而只有当首部电影在票房上证明可行性，中国电影市场才会有更多类似题材的作品出现。
在哈丽特·麦克布莱德·约翰逊与彼得·辛格的对话中，一个基本的问题始终悬而未决：我们如何定义和衡量一个生命的价值？《小小的我》以其独特的叙事方式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影片没有停留在功利主义的价值计算上，而是通过刘春和的成长故事，邀请我们穿透那层无形的隔阂，直面一个鲜活个体的生命。正如约翰逊所坚持的，残障不是一个需要被“解决”的问题，而是人类多样性的组成部分。每一次真诚的交流与体悟，都是跨越界限的尝试。
...附：中德融创工场是一家专门为残障人士提供就业机会的社会企业，这是他们网站上列出的在日常的沟通中错误和正确的残障用语：
...相关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