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达尔利用但丁式的地狱-炼狱-天堂的三幕结构，颇为凝练地展现出人类冲突的历史长廊，并在最后揭示出“和解”的虚幻本质。
地狱篇中快速的蒙太奇是对人类的暴力史的考古学挖掘，“可能”与“不可能”互寓于彼此，仿佛暗示出历史角色的转换。
炼狱篇将背景设于当下，通过他者视角下的辩论展现出作为个体的盲点，充分的“对话”作为看似高效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其实也掩盖着更深层次的结构性暴力。幸福与虚无相依，如同电影的正反打，一样的故事发生了两遍，导演无法看出一位女人和一位男人的不同，每个故事都是对另一个故事的暴力。
天堂篇超现实的湖畔林地被军队监管着，开放的监狱中青年人们麻木地享乐，暴力依旧在乌托邦中隐秘地持存。戈达尔似乎在暗示，任何宣称已经实现和解的社会秩序，都只不过是将暴力升华为更隐蔽的形式，和解本身可能只是一个必要的幻象，一个我们为了继续生活而不得不相信的虚构的真实。
正如戈达尔拒斥的流畅的影像，不和谐的“我们的音乐”亦是在“不可能”中持续的思考与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