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概是第一批观众，在东京看后的采访

记者：在电影中跨国改编文学作品相对来说比较少见，你是如何选择茨威格的这部小说的？

徐静蕾：茨威格是一位令我印象很深的作家，我喜欢他的不少作品，比如他带有回忆录性质的《昨日的世界》。他的心理描写相当出色，而心理学实际上就是人学。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来看，有些人性的基本因素是没有国界种族限制的。人们经常用地域来区分彼此，但形形色色中仍有相同之处。在茨威格的小说中，我看到的人性的善良、妒忌、侵略性等种种侧面，是可以发生在任何地方的故事，包括中国。这一点在我成年后重读茨威格时感受更深。

记：这篇小说曾有琼•芳登的好莱坞版本电影在前，你对那部影片有何感想？

徐：我觉得自己的电影和他要表现的东西有所不同，比如他在电影里表现出的关于道德评价的问题实际上是我在我的电影里并不想说的，我更想讨论一些关于人的内心与情感方面的事情，而道德在不同的观众心里自己会有不同的评判。

记：那么，你为何将影片的背景设在了三四十年代？在一个镜头中，你布置了胡同中的驼队，这是个相当精准的时代特征，你又是怎样去了解捕捉那个年代的氛围的？

徐：我认为茨威格的这个故事也是超越时代限制的，最初我想把时间背景放在70-90年代，却感到那样可能会不由自主地加强了片子的道德评判倾向，并且会削弱心理描写的力度。我想30-40年代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变革非常剧烈的时期，但通过查找资料，我惊奇地发现，当时的北平呈现出很奇怪的相对平静。我看了很多老像册，其中就有驼队在角楼甚至前门大街行进的照片。此外，我也请教了一些前辈，比如京城历家菜的历老先生担任了我的历史顾问，他讲述了关于当时的舞厅、海归人士等种种轶闻。还有阿城老师，在许多旧时代生活细节上，他的知识给我很大帮助。

记：这部影片为何找姜文来出任男主角，一个知识分子形象的戏份有限的角色？与《我和爸爸》不同的是，你在此片中用另一位演员扮演了女主角的少女时代，你有没有想过自己不再身兼导演和女主角？

徐：其实他的戏份并不是很多，但是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此更需要强化其可信度，而姜文在戏少的情况下也立得住。我认为虽然从外形上，至少在很多人眼里，他可能不大像文质彬彬的作家，但是我看他做事情的时候有一种极为专注的样子，是国内很多男演员没有的，片中女主角迷恋的不光是对方的外表，而是那个人本身。至于我本人的主演，就这个角色而言，我当然觉得没有人比我更适合。在自己是导演的情况下，我可以把我对人物的感受在表演中充分地释放。剧中演我小时侯的那个女孩林园也有出色的表现。我认为一个演员，最能体现其潜质的是没有表情的时候。林园就是，她没有任何表演经验，但在她没有任何表情的时候，我在她的眼睛里看到了很多东西，最终使我决定让她演，尽管她并不是外表最象我的一个。在这部影片中，我希望表演内在的情感丰富饱满，尽量少的借助外部动作。

记：《我和爸爸》和《陌生女人的来信》，片中都展示了一个女性的成长历程，可以被视为“女性成长电影”，这和你的个人成长经验有何映照？

徐：成长，是我非常关心的一个主题。对我个人而言，从20岁到30岁，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回顾起来，不能说是哪件事或哪本书的影响，那样太概念化，变化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这两部片子，都有一些我的个人经验在其中体现。

记：但是，在两部片子中，你都以女性的立场，表现出对爱情、婚姻的某种强烈质疑，这是否来自你的思考？

徐：我觉得在感情问题上，不存在可不可靠的说法，或者说我们不应该重视这个。每个人都是自我完整的生命个体。就像在《陌生女人的来信》中，女主角追求坚持的是个人世界的完整，她不理会对方的给与多少、条件如何，这些都不能影响她的感情本身。女人也好，男人也好，我觉得都要有完整的自我。

记：和导演处女作《我和爸爸》相比，你觉得《陌生女人的来信》体现出了什么样的进步？

徐：我想进步主要是在技术层面，尤其是电影语言的运用，还有氛围的营造。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我还是更喜欢《我和爸爸》，因为它的情感层面更广，力量更大。当然，电影之间很难比较，又不是临死之前的终极之作。一部电影只有一个任务，而《陌生女人的来信》，就是一个爱情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