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姆奈特》是赵婷继《无依之地》后的又一次华丽回归,但她这次没有将镜头对准美国西部的游牧民,而是转向了16世纪英格兰的一个家庭。影片改编自玛姬·欧法洛的同名畅销小说,以莎士比亚的妻子艾格尼丝为核心视角,讲述了他们11岁的儿子哈姆奈特夭折后,夫妻二人经历丧子之痛,最终这段经历启发了莎士比亚创作出《哈姆雷特》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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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的高潮发生在剧场,但这并不是一次关于"理解文字"的升华。当序幕拉开,艾格尼丝最初对那些对白表示出质疑甚至愤怒。赵婷在这里大胆地暗示:《哈姆雷特》那经典的独白,或许是一次失败的感知尝试。
然而,当文字的"主权"被剥夺,舞台上饰演哈姆雷特的演员通过表情、音调、身体的动作,重新激起了艾格尼丝的感觉。她并不是"被戏剧说服了",而是被一场发生在舞台上的身体-感知事件击中了。在那一刻,语言不再负责"解释世界",它仅仅作为一种通道,让艾格尼丝重新进入了存在—身心体验。她确认了一件事:孩子并没有消失,而是被转译成了另一种存在方式。
《哈姆奈特》并没有重复"痛苦造就伟大男性天才"的老调。它告诉我们:伟大的经典,诞生于那些无法被经典吸收的生命经验之中;而这些经验,往往属于被历史忽略的身体、女性与家庭。
片中真正的悲剧英雄是艾格尼丝。她是那个看见了一切、预知了一切,却无法阻止一切发生的母亲。她是那个永远无法被完全写进剧本,却让剧本之所以产生的人。伟大的艺术,并非为了超越死亡,而是作为那些无法被哀悼之物的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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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于《哈姆奈特》的创作,赵婷也并没有能够完全实现情感的和解,其煽情式的和解也被很多评论者诟病。
当叙事推进到剧场段落,问题出现了:如何用视觉语言呈现"和解"这种抽象的心理状态?
赵婷选择了两条路径
第一,当艾格尼丝在剧场观看《哈姆雷特》时,她被演员的表演"击中"。这个设计本质上是通过"表演中的表演"来外化情感——一个本来应该内在于身体和沉默的体验,被转化为舞台上的戏剧化呈现。这种转译不可避免地带入了戏剧的套路感:灯光、音乐、演员的表情,这些都是传统的煽情元素。
第二,艾格尼丝最终理解并接受了莎士比亚的艺术创作,认为这是对儿子的另一种形式的纪念。这个"和解"逻辑,在精神分析上确实容易落入一种相对庸俗的框架:痛苦→创作→意义→和解。它将复杂的创伤经验简化为一个可以闭环的心理过程,削弱了影片前期建立的那种"失去永远无法被完全转化"的深刻性。
...赵婷用极简主义的美学重构莎士比亚的家庭悲剧时,她并非简单地呈现一个历史故事,而是在编织一个充满象征意义的意象网络。俄耳甫斯与欧律狄刻的神话、苔草的意象、歌谣的传唱、"妖女"的标签、以及“洞穴”——这几个核心意象构成了影片的深层语法,它们不是点缀式的装饰,而是理解整部作品的关键钥匙。
俄耳甫斯与欧律狄刻:回头的诅咒
影片中,莎士比亚给孩子们讲述俄耳甫斯与欧律狄刻的故事,这绝非偶然的选择。这个神话——诗人前往冥界拯救爱人,但在即将成功时回头看了她一眼,导致她永远留在了死亡世界——与影片的核心命题形成了精确的互文关系。
莎士比亚就是俄耳甫斯。 他试图通过艺术创作(前往"语言的世界")来拯救失去的儿子哈姆奈特(从"死亡的领域"带回),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不可避免地"回头"——他将个人的丧子之痛转化为戏剧创作,这种转化本身就意味着他将痛苦对象化、艺术化了。每一次他在伦敦创作《哈姆雷特》的段落,都是一次"回头看"的举动:他凝视着痛苦,试图通过凝视来控制它,但正是这种凝视让痛苦永远停留在艺术的形式中,而无法真正被释放。
艾格尼丝是欧律狄刻,但也是一个拒绝了神话逻辑的欧律狄刻。 在传统神话中,欧律狄刻是被动的被拯救者,她的命运完全取决于俄耳甫斯的选择。但影片中的艾格尼丝拒绝这种被动性。她的痛苦经验是与土地、根系、死亡循环直接相连的,她不需要被"拯救"到艺术的世界中——因为对她而言,儿子从未真正离开,他的存在方式只是发生了转化,从活着的身体变为森林的一部分、苔草的一部分、风的低语的一部分。
这个神话在影片中形成了一种反讽:莎士比亚以为自己在扮演俄耳甫斯,通过创作《哈姆雷特》来拯救儿子的记忆;但艾格尼丝的沉默告诉他,真正的欧律狄刻并不需要被拯救,因为她从未真正离开。她只是存在于另一个维度,一个语言和艺术无法触及的维度。
俄耳甫斯神话的引入,暴露了莎士比亚(以及整个西方艺术传统)的傲慢:以为通过艺术可以征服死亡,以为通过语言可以占有失去。但艾格尼丝的存在本身就是对这种傲慢的持续反抗。
苔草:大地的记忆
苔草(sedges)是影片中最微妙也最深刻的意象。艾格尼丝是草药师,她通晓植物,与自然有着近乎神秘的连接。而苔草这种看似普通的植物,在她的世界里承载着特殊的意义。
苔草的生长特性——在湿润、阴冷的地方顽强生长,根系发达——与艾格尼丝的痛苦经验形成了精准的对应。 丧子之后,艾格尼丝的痛苦不是那种需要被"治愈"的创伤,而是一种像苔草根系一样深深扎入大地深处的存在。它无法被拔除,也不应该被拔除。它成为了她与世界连接的一种新方式:通过痛苦,她比任何时候都更敏锐地感知大地、感知生命的循环、感知死亡的必然性。
影片中有一个细节:艾格尼丝在森林中抚摸苔草,手指穿过草叶,仿佛在触摸某种活着的记忆。这个镜头的调度极其克制——没有煽情的配乐,没有特写镜头的过度停留,只是平静地呈现她的手指与苔草的接触。但正是在这种克制中,观众能感受到苔草作为"大地的记忆"的象征意义:它记录着那些语言无法承载的东西,它保存着那些被遗忘的故事,它是艾格尼丝沉默的盟友。
苔草与莎士比亚的文字形成了鲜明对比。文字是干燥的、固定的、需要被阅读和理解的东西;而苔草是湿润的、流动的、只需要被感知和触摸的东西。莎士比亚试图用《哈姆雷特》来"记住"儿子,但艾格尼丝知道,真正的记忆不在于被记录,而在于成为大地的一部分。苔草不需要被阅读,它只需要生长。
歌谣:声音的身体性
影片中的歌谣是一个被严重低估的意象。艾格尼丝和她的家人、社区经常传唱那些古老的歌谣,这些歌谣没有固定的作者,没有精确的歌词,它们在口口相传中不断变形、流动,保持着一种鲜活的生命力。
歌谣代表了另一种"语言"——不是文字的语言,而是声音的语言;不是被书写固定下来的语言,而是在呼吸和歌唱中不断生成的语言。 当艾格尼丝唱起那些歌谣时,她不是在"表达"情感,而是在让自己的身体成为一个共振的腔体,让那些无法言说的经验通过声音的振动得以传递。
影片中有一个关键场景:艾格尼丝在森林中哼唱歌谣,声音轻柔得几乎听不见,但森林仿佛在回应她——鸟鸣、风声、树叶的沙沙声与她的歌声交织在一起。这个场景的剪辑没有强调她的面部表情或情绪,而是让声音成为叙事的主导。在这个时刻,歌谣超越了"表达"的功能,成为一种存在的方式:通过歌唱,艾格尼丝让自己再次与自然、与儿子的存在共振。
歌谣与莎士比亚的戏剧形成了另一个对比。戏剧是视觉化的、被舞台和灯光强化的、需要观众保持一定距离来"观看"的东西;而歌谣是听觉化的、在日常生活中自然发生的、参与者完全沉浸其中的东西。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需要被"观看"才能生效,但艾格尼丝的歌谣只需要被"听见"——而"听见"与"观看"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允许参与者的声音也成为整体的一部分。
"妖女":被污名的异能
"妖女"(witch/wild woman)的意象贯穿影片始终。艾格尼丝来自森林,通晓草药,能够"看见"常人看不见的东西——这些特质让她被社区贴上了"妖女"的标签。这个标签并非字面意义上的指控,而是一种文化上的污名化:任何不遵循社会常规、与自然保持深度连接的女性,都会被视为危险的"他者"。
"妖女"这个意象揭示了西方文化对女性身体和女性知识的系统性压制。 艾格尼丝的草药知识不是"科学",而是"迷信";她的预知能力不是"智慧",而是"妖术";她与自然的连接不是"灵性",而是"疯狂"。这套话语将女性的、身体的、非理性的经验驱逐到主流文化的边缘,将它们标记为危险的、需要被驯服的东西。
影片中最令人心碎的场景之一:艾格尼丝试图用自己的草药知识救治患病的朱迪思,但社区的人用怀疑和恐惧的眼光看着她,仿佛她的草药是某种黑暗的巫术。这个场景的调度克制而精确——没有戏剧化的冲突,只是通过眼神、沉默、身体距离来呈现那种文化上的排斥。但正是在这种克制中,观众能感受到"妖女"这个标签背后的暴力:它不是火焰和绞刑架,而是日常生活中的细微羞辱和持续排斥。
"妖女"意象与莎士比亚的艺术形成了深刻的互文。莎士比亚的戏剧代表了"文明的"、"理性的"、"男性中心"的文化体系,而艾格尼丝的"妖女"特质代表了"野性的"、"身体的"、"女性中心"的经验模式。影片的核心冲突,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两种体系之间的对话(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单向的对话)。
有趣的是,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充满了"妖女"的母题——奥菲莉亚的疯癫、女巫的预言、幽灵的出现——这些都暗示了莎士比亚潜意识中对"妖女"经验的迷恋和恐惧。他在戏剧中不断重演对女性身体和女性知识的驱逐,而艾格尼丝的沉默正是对这种重演的持续反抗。
洞穴的双重性:子宫与坟墓,舞台与深渊
影片前半段,艾格尼丝多次进入森林深处的一个洞穴。这个洞穴不是简单的自然景观,而是她的"精神子宫"——一个回归原初状态、重新与生命和死亡建立直接连接的场所。
洞穴的 womb-like 特征在视觉上被精确呈现:幽暗、温暖、保护性的空间,入口被藤蔓和苔草半遮半掩,仿佛大地的裂隙。 当艾格尼丝蜷缩在洞穴中时,摄影机的镜头没有采用戏剧化的角度或光影处理,而是用平实、克制的构图呈现她的身体与洞穴岩壁的接触。这种克制的视觉语言暗示了洞穴的日常性:对艾格尼丝而言,进入洞穴不是什么神秘的仪式,而是像回家一样自然。
洞穴与艾格尼丝的"妖女"特质形成了精准的对应。被污名化为"妖女"的女性,在西方文化中往往被描绘为在洞穴中进行巫术仪式、与魔鬼交易的场景。但赵婷颠覆了这个套路——艾格尼丝的洞穴中没有魔鬼、没有献祭、没有邪恶的仪式,只有她自己的身体、呼吸、以及对自然的感知。这个洞穴不是"邪恶"的场所,而是她的"精神子宫",是她重新与自己身体、与大地连接的地方。
洞穴也与苔草的意象紧密相连。洞穴内壁长满苔草,这些苔草不是背景装饰,而是洞穴的"皮肤"——它们记录着洞穴的历史,保存着那些语言无法承载的记忆。当艾格尼丝触摸洞穴中的苔草时,她不是在"使用"某种神秘力量,而是在让自己的身体成为大地记忆的一部分。
更重要的是,洞穴是艾格尼丝逃避"语言世界"的避难所。洞穴外是莎士比亚的伦敦、是《哈姆雷特》的舞台、是整个以文字和理性为中心的文明;洞穴内是沉默、是身体感知、是直接的存在。当莎士比亚试图用语言"理解"失去时,艾格尼丝选择退回洞穴,因为她知道:有些东西只能被感知,不能被理解。
《哈姆雷特》中,幽灵在城堡的地下室/洞穴中出现,向哈姆雷特揭示被谋杀的真相。这是整部剧的关键场景之一,也是影片中莎士比亚创作的"高潮"段落。但赵婷的处理让这个场景充满了张力。
舞台上的洞穴是被挪用的神圣空间。 它不再是一个真实的、与大地连接的场所,而是一个被舞台设计、灯光、演员调度完全控制的戏剧元素。当幽灵从洞穴中走出,念诵那句经典的"Remember me"(记住我)时,这个"洞穴"已经被彻底的艺术化和符号化了——它成为了一个"表演"的场所,而非一个真实的场所。
影片在处理这个舞台场景时,采用了一种近乎残酷的对比呈现。观众看到的是:舞台上的洞穴被精心的设计(岩石的纹理、阴影的分布、幽灵的出场角度),一切都是为了"视觉效果"服务的;而艾格尼丝的反应——她最初的不适,甚至愤怒——揭示了这种艺术化对洞穴神圣性的侵犯。她的沉默在说:这不是我的洞穴,这是一个模仿洞穴的舞台布景;这不是幽灵的召唤,这是演员的表演;这不是真实的失去,这是被美学化的创伤。
舞台上的洞穴与森林中的洞穴形成了最尖锐的对比。森林中的洞穴是子宫,是回归;舞台上的洞穴是坟墓,是展示。森林中的洞穴是艾格尼丝的避难所,她可以在那里退回到最原始的状态;舞台上的洞穴是莎士比亚的创作,他可以在这里"表演"失去。
这种对比揭示了西方艺术传统中一个根本性的悖论:它需要挪用那些神圣的、原始的、非艺术的经验,才能创造出"伟大"的作品,但挪用的过程本身,就是对这些经验的背叛和消解。 莎士比亚需要一个"洞穴"来让幽灵出现,但他不能使用真实的洞穴——真实的洞穴太不可控、太原始、太"妖女"了——他必须创造一个舞台洞穴,一个可以被观看、被控制、被理解的洞穴。
...影片中最令人震撼的并非两个洞穴的对比,而是艾格尼丝在观看《哈姆雷特》时对舞台洞穴的沉默凝视。这个镜头的调度非常精妙:摄影机长时间停留在她的脸上,没有剪辑、没有音乐、没有煽情的特写,只是呈现她的凝视。
在这种凝视中,观众能感受到一种无声的对话:艾格尼丝的沉默在对舞台洞穴说话。 她不是在"理解"或"接受"莎士比亚的创作,而是在用她的沉默揭示这个创作的基础性矛盾——舞台洞穴是对森林洞穴的挪用和背叛,而莎士比亚以为自己在"纪念"儿子,实际上是在通过挪用来逃避对失去的真正面对。
但赵婷在这里做出了一个微妙的选择:她没有让艾格尼丝站起来、愤怒地离场、发表任何明确的批判。她只是凝视着。这种凝视不是屈服或接受,而是一种持续的在场——她的沉默在提醒观众,即使舞台洞穴被呈现为"神圣"的艺术场景,真正的洞穴仍然存在于森林深处,那个艾格尼丝可以随时回去的地方。
洞穴的意象最终指向了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艺术需要挪用原始经验才能生成意义,但挪用本身就是对原始经验的背叛。 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需要洞穴,但他不能使用真正的洞穴;他需要呈现幽灵,但他不能呈现真正的幽灵;他需要处理失去,但他不能真正面对失去。
而艾格尼丝的洞穴永远在那里,不需要被挪用,不需要被理解,只需要被存在。她的洞穴是西方艺术传统无法消化的一块石头——它不是反艺术的,而是前艺术的;不是反语言的,而是前语言的;不是反文化的,而是前文化的。
洞穴的意象之所以如此强大,恰恰因为它是一个未完成的象征。它没有被完全整合进影片的叙事结构,也没有被明确赋予某种固定的意义。森林中的洞穴和舞台上的洞穴保持着一种永恒的张力,这种张力本身比任何明确的"和解"都更有力。
赵婷的智慧在于,她没有试图"解决"这个张力。她让两个洞穴并置,让它们在沉默中对话。而观众在这个对话中感受到的,是对艺术本身的一种深刻怀疑——当艺术试图"呈现"真实时,它是否必然背叛真实?当创作试图"表达"痛苦时,它是否必然将痛苦美学化?
洞穴没有给出答案,但它让问题变得更加尖锐。而这或许就是艺术最诚实的方式:不是提供解决方案,而是让问题保持开放。森林中的洞穴永远在那里,等待着那些愿意退回原始状态的人;舞台上的洞穴永远在那里,提醒着艺术的挪用本质。
在这两者之间,艾格尼丝的凝视成为了一种永久的在场。她不说"是"或"否",她只是在那里。她的沉默比任何语言都更有力量,因为它是唯一没有被挪用的东西。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