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看就很喜欢周子其， 他成绩好但不安分，有想法又愿意思考，也有点有恃无恐。 曾以为他真的能成为伟大的历史学家，但在现实中也看到他慢慢在做出妥协，也能看出历史老师李亮的惋惜。了解到周子其的近况，有种想落泪又无力的感觉。
“老师，周子其上次看了一本什么书，叫《极权主义的起源》，我说这个和高考是不是有点距离啊，老师您有机会教育教育他。”——周子其爸爸
“放在整个社会的大环境之下，十一学校更像他们营造出的「乌托邦」。学生们只能在这个小的「乌托邦」里当家作主、自由探索，出去之后，依然要面对外面的「规矩」。 但事实上，即便是乌托邦，依然要受到来自整个社会的凝视与拷问，它只能是「既要、又要」的游戏——成绩是护身符，然后用多倍的精力，来保护「额外」的自由。 对周子其来说，这几乎成了他之后十年中的一个隐喻。在十四五岁探讨各种命题的周子其，如今25岁，和其他观众比起来，这个「局内人」更多地在消化自己身上的变化。十年后，他说，现在的自己「更务实，更世俗，在不断地适应社会中」。
因为高考失利，没达到父母期待中光华或者元培的分数线，反而如愿学了自己喜欢的历史，但发现北大历史重考据，离他所关注的现实很远；出国读研究生，没想到很快疫情开始了，再也没办法出门，只能上网课；毕业后受到大环境影响，在美国找工作并不顺利；回国后，因为专业的性质，很难找到合适的政策方面的工作，最后周子其选了前景不错的学而思，毕竟是朝阳行业，先养活自己；7月1号入职，紧接着就是双减，整个部门被裁了……如今他在一家留学咨询公司任职，不是自己最喜欢、最有热情的，也不是父母最期待、最体面的，但好在「保证了我的休息时间，待遇也还可以，做的事情我也不讨厌」。他说，这是一个「逐渐发现自己是普通人的过程」。”
这个学校有太多和周子其一样的学生，背后是完成了阶层跨越的家庭，所以，作为下一代人，被动地背上了维持和巩固它不要下坠的压力，最好可以朝上走走。像周子其自己所说：「我爷爷把我们家从村里带到市里，我爸从地方来到了北京，他们希望我也能再往上跳，一节一节往上跳。」
高三那年是他最分裂和痛苦的阶段。二模时，周子其考了年级第一，高出第二名15分，老师们希望他可以冲刺一下北京文科状元，父母对他的期望是高考680。周子其爸爸曾经在军队里读完了硕士，二十年前转业做了销售工作；妈妈是英国硕士毕业，金融管理专业。他们希望儿子可以考北大光华或者元培，然后「把经济、金融、银行作为职业」。
一方面，周子其想学自己感兴趣的历史，但另一方面，他又清楚，如果成绩再坏一些，爸妈可能就同意了，但以目前的成绩来说，历史系肯定不干，毕竟，「北大历史和北大元培哪个好听一些啊？」周子其有点动摇，觉得父母的方法最稳妥，先搞定「饱暖」，再想乱七八糟的，但也有点不甘心。
”如果说周子其的家境很一般，有这样的想法我们觉得很好，因为他改变了自身的命运。像周子其这样的孩子，批判能力一点不缺，他为什么没有激情，他找不到如何跟这个世界发生关系。十一学校的老师是这样，你教得再好，如果没有一点社会情怀，实际上很没价值，无非是为一些中产家庭的后代提供一个升学服务，很可怜的。“”对，你这个话很准，升学服务。现在我们大家都在竞争，谁能够提供更好的升学服务。在这方面做得好的就是名牌学校。” ——李茂，时任十一学校战略咨询顾问
教育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话题，即便在校园里构建一个”乌托邦“，也一定会面临现实的”入侵“。有时候社会最痛苦的一点就是让人们感觉：义无反顾的去追求自己的梦想是件很奢侈的事情。我在看《人生七年》的时候，来自不同阶层环境的大多数孩子，最终好像都实现了那些，我们认为遥不可及甚至有些荒诞的梦想。很难说，可能是因为他们能更好的与自己和解，亦或是可以看淡他人的眼光和世俗的评价。
当他们成家立业了，可能解决了工作，解决了房子、车子，这时候意识到，这些永恒的问题我全都没有想过：我该怎么活着，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导演
陈楚乔，小小年纪说话就非常沉稳，高中就展现出创造气质，她是十一希望培养出的那种学生，找到内心的热爱，也还在坚持自己的热爱；关心这个世界，有把根扎进土里的力量。
有压力的时候都是想着去解决问题，把问题解决了就没有压力了。——陈楚乔思维的深度、广度，对一些感性情绪的捕捉和拿捏，这些素养不是某一门课程会明文规定需要具备的，或者考试会考到的，（但在这门课上）具备这些素质的人被鼓励说出自己心中的想法，我觉得是可贵的。——陈楚乔
当然可以说十一是一个乌托邦，因为这个乌托邦的存在，我在一个非常多元的环境里厘清了我跟这个世界的关系，厘清了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想要什么、想做什么，就算走入社会，进入到一个大熔炉里面，会遇到环境的差异和心态的变化，但我身处乌托邦时对自己的那些认识，也会帮我平稳地度过。 自己一直是线性的正向的发展，越来越接近想要的东西，每个阶段也都有每个阶段的满足感。 ——陈楚乔
「前20年，爸妈把路铺得特别好，想干嘛干嘛，有人保底，想出国『咵』就出去了。但回来之后呢，谋生赚钱上干不过父辈，艺术追求和创作上也要受到上一辈非常苛刻的评价。」——陈楚乔的妈妈在外企工作，爸爸是位艺术家。关于这些，很多没有展现在最终的纪录片里，张琳担心，谈论中产的痛苦，只会让大家觉得「凡尔赛」。
李文婷才是大多数人的缩影吧，从小城市来到北京，这里的评价体系变得更加丰富了，小镇做题家曾经最擅长的就是考试，但现在，周围最不缺的就是学霸，成绩也不再有优势，落差感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但十一中学的教育，对她来说，就是先拿到一个好成绩，完成阶层的流动，在复杂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相比于其他周子其和陈楚乔，李文婷更容易超越自己甚至父辈，更容易获得幸福感和满足感，现在成为一个“小富即安”的人。
在导演们捕捉到的镜头里，出现在周子其桌上的是《剑桥中国晚清史》《世界近代史》之类的大部头，但李文婷桌上始终都是教材、试卷、作业；别人在操场上踢球的时候，李文婷在宿舍里划重点；别人在学校里观察植物，李文婷在做题。
可能那段面临很多选择、迷茫、彷徨的时期是一个早晚要经历的阶段吧，只不过我的这个时刻在高中就经历了而已。还是提前一点好，总比大学了才知道，但没办法更改强。我很多从小地方考入名校的同学，有的一心扑在高考上，高考结束，突然发现人生没有了目标；有的学了自己不了解、不喜欢的专业，浑浑噩噩过完了整个大学；有的读了研，又觉得自己不适合读研，太难受退了学；还有的选择了本科毕业直接就业，工作一小段时间觉得不合适，于是频繁跳槽……——李文婷
我的教育是中庸的，平平淡淡才是真。正常人生活下来，不见得比优秀的人不幸福。尤其女孩子。——李文婷爸爸
李文婷只是刚刚完成社会流动，在当下的中国，可能对她来说是更好的选择。至于什么时候再去有更大的或者其他的追求，慢慢等，慢慢来。——导演 其实传统的教育模式有一种纯粹，反而塑造了一方『净土』，把什么都剔除了，按老师说的来就行了，都不用思考；但在十一中学，要安排自己的时间，要寻找自己的兴趣和驱动力，要对抗很多。——李茂
她是个快乐的姑娘，不会想太多关于「意义」之类的，也不会因为工作重复性强而不耐烦。每天最开心的就是不会遇到难搞的客户，然后按时下班，回家看看电视剧和综艺，「对着屏幕傻乐呵，笑出鸭叫那种」。关于未来的想象：「要是可以升个小职，当个小主管、小经理呀，就很完美。」她在社交媒体上见过一些辞职追求梦想的人，会佩服他们的勇气，但不会羡慕：说走就走是不错，但总要回来，还要再找工作；也见过一些把爱好变成事业的人，会羡慕，但觉得不适合自己。适合自己的是：「按部就班地上班，本着一个难得糊涂不为难自己的心态。」
直到读大学，很多人才开始建立自己的价值观、人生观，而这些孩子，已经在十四五岁的时候，探讨历史、政治、爱情、权利与自由…… 辩证思考，清晰表达，光是这两点就领先了很多。没有亲眼看见，就想不到教育资源的差距有多大。真的好羡慕他们自信大方，从容健谈。感觉对高中的记忆很模糊了，尽管有课外活动，但按部就班的学习是重心，也庆幸自己很早就知道自己真正热爱什么，擅长什么，大学也没有惶惶度日。
教育有了思辨的土壤，理想定能生根发芽。但目前状态是，脱离北上广其实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素质教育。这里是中国的伊顿公学，充满了理想主义和跟多数人完全不同的青春。谁要成绩？谁都要啊，学生也要，家长也要，社会也要，都要。没有一个人不要。成绩，其实是十一学校的入场券，也是改革的护身符。 ——年级主任王春易
和十年前相比，开阔的、上升的、自由闯荡的环境和机会不再那么充裕，更多年轻人像李文婷一样，端起体制内的铁饭碗。和李文婷的安稳自洽比起来，周子其和陈楚乔看到的世界显得更残酷些。张琳和老师们交流过，这里大部分都是中产阶级的后代，他们「希望能把这些不用太纠结于生存问题的年轻人往理想的教育去带一带，真正有人格和心灵上的成长」，成为有个性、有思考、有内心驱动力和社会关切的「人」。现实的一面又是：「无论学生时代想得再高、再远，对这个东西再有激情，真的入行，就是很大一瓢冷水浇下来。」
任何一个学校都不能决定学生的上限，但好的教育是给大家下限，起码不会特别差，起码不会是一个坏人、恶人，不会是一个哀莫大于心死的人。「他们都是普通人，但他们是『珍贵的普通人』，是生长出了自我、有独立意识、拥有内驱力，却也在挫败中不断修正自身位置的普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