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综艺”《再见爱人》第一季的播出无疑引发了一轮热议，豆瓣评分也高达8.9分。最近，这部热门综艺推出了第二季。除了内容本身的号召力，续作能否延续前一部的高质量，同样成为一大看点。令人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季《再见爱人》呈现了一种难以评判的效果：“延续了，但没完全延续”。综艺还是那个综艺，还是那个味道，但相比于上一季让人痴迷于“玻璃碴中找糖吃”，第二季的播出似乎平淡了许多。
宋宁峰与张婉婷夫妇无疑成为最具争议性，也最受关注的存在。这也使得另外两对更具纯爱和发糖意义的（前）夫妇，对他们的关注转向现实层面，比如生老病死，经济问题，直面婚姻中那些此消彼长的欲望，沟通与理解的必要，以及婚姻中充满压抑的疲惫感。
在此意义上，我们对这一季综艺的探讨，便不能再仅仅是内容（为何评分降低了）来分析，而是更重视真人秀形式上的特征。这部综艺通过怎样的运行模式，实现着自己的目的，让主题最终“落地”？我们不难从这几对夫妻或者前夫妻身上，看到婚姻生活里的平淡与琐碎，或许它更接近婚姻的现状，以及婚姻中的问题与意义。
这篇文章中，作者从综艺有无剧本的争论出发，结合媒介传播理论，剖析真人秀与观众的互动模式与规律。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综艺节目，对于“剧本”的设定与控制程度不同，而重要的已经不是真假，而是交互的过程中带给观众自身的思考。
撰文 | 王楷文
“无剧本”?重点不是真或假，而在于“交互”
“不体面”。相对于第一季，这是不少观众给予第二季的评价。宋张之间鸡飞狗跳，节目节奏屡屡被打断，时不时夹枪带棒的对话和其他嘉宾夹在其中两头不是人的尴尬感，这些让整档节目有些失去了作为真人秀那种作为“秀”的味道。但正因如此，节目似乎才变得格外真实。某种意义上，第二季《再见爱人》宛若一出布莱希特式戏剧，或本雅明笔下的“震惊”效果——它让在沉浸式享受内容之中的观众被随时可能到来的“意料之外”所打断，借此思考综艺真正想要表达的东西。
...实际上，这种效果很大程度上归于综艺“无剧本”的设定。在接受《人物》的采访时（《再见爱人2》：为何婚姻让我们如此疲惫？），导演刘乐也不可避免被问到这则问题：节目有剧本吗？刘乐并没有给出直接的回答，而是委婉地表示，真人秀节目的编剧与影视剧不同，综艺编剧更多的是去挖掘一个人。通过对节目环节、游戏等方面的设定，加上与嘉宾本人的沟通，创造出更好表现人物的契机。同时，根据嘉宾的实际表现，编剧也会动态调整接下来的设定。
这段对话虽然简练，但实际透露出两点重要信息。其一，对于争论不休的真人秀要“真人”还是要“秀”的态度，刘乐给出了一种折中主义的看法，即真人秀当然要表现真实的人物，但这种真实的表现却必须基于一种被制造的“秀”来表现。这种说辞实际相当贴合信息时代或数字时代之下技术研究、媒介研究等流派的观点：在当下时代，真或假之间并没有绝对的泾渭分明，因为作为一种信息的真实本身由某种机械制品所制造和传播而成。麦克卢汉早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提出的“媒介即信息”“媒介即人的延伸”早已将此阐明。如何看待真与假，实际成为了一种方法论而非认识论的问题。其二，沿着这一理路，实际也就并不存在绝对的“无剧本综艺”。
所谓的“无剧本”，按照刘乐的回答，其意更多指在几个参数之内嘉宾的有限自由，而这种有限自由则更有助于嘉宾在发挥自己的能动性中，自然达成节目想要完成的某种效果，也即我们看到的“真”。这是一种控制论（cybernetics）的方法，即不要求综艺全过程被控制的机械式组织结构，而是动态、可调整、结果导向的有机式组织结构。
...由此，我们可以简单区分出有剧本和无剧本综艺的区别。前者指的是每一个环节、每一种效果都需要被牢牢把控，在编剧、录制和剪辑时提前预料到这种剧情产生的反馈、流量等，并最终形成一种闭环式的精心制作。后者则是并不预设其中的走向，而是按照整体设计思路对其中的参数进行动态调节，最终导向相对合理的结局，实现制作组想要实现的预期想法。前一种模式已反复被人吐槽多次，却仍旧盛行（典型的比如《吐槽大会》）。不仅是综艺节目，电影电视剧提前安排热搜、短视频各类剧本风靡等，都是这种模式的产物。不少人对此深恶痛绝，被爆料出“有剧本”的作品往往不免遭受一波群嘲。
这种愤怒感，通过上面的分析，实际是一种明明是“我在看”，但实际自己是被牢牢控制的支配感。当下学术研究往往用“数字劳动”以及其毗邻的“情感劳动”“情感消费”等术语称呼这一过程。我们用一个相对完整的定义来表示数字劳动这一概念。按照福克斯（Christian Fuchs）在其《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Digital Labor and Karl Marx）的论述，“数字劳工是电子媒介生存，使用以及应用这样集体劳动力中的一部分，他们不是一个确定的职业，他们服务的产业定义了他们，在这个产业中，他们受资本的剥削。”但这一观点实际仍旧相当模糊，并且极易导致概念的泛化，仿若我们在互联网中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潜在包含被剥削的过程——毕竟，我们就算只在微博里点点赞，都在成为企业创收的一部分。因此，亚历桑德罗·甘迪尼（Alessandro Gandini）才发出“数字劳动是一个空洞的能指吗”的质疑。
因此，根据对“有无剧本”综艺的定义，我们需要对数字劳动这一概念进行进一步补全，并真正探究无剧本的价值何在。实际上，回顾文化研究的过往，综艺节目在阿多诺笔下更多作为“文化工业产品”的方式出现。这是一种极为精英视角的看法，认为人们被各种工业性质的文化产品俘虏、愚化乃至操控。这是文化视角对于数字劳动的重要解释，其观点至今被诸多学术研究所使用。但不得不承认的是，阿多诺的观点基于二战及之后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文化背景，在那时，人们的文化生活尚且属于福柯笔下的“规训社会”模式——福柯曾说如果自己之前看过阿多诺的作品，便绝不会再论述规训社会这一话题。
在这种模式下，人们的生活被标准化为一个又一个样式，细微的个体能够非常容易地归属于某个更大的整体之中。譬如在那时只有广播电视，人们固定时间只能收看或收听固定节目，因而同样一台节目能够虏获更多数群体。但情势发展至现在已然相当不同，社会呈现独异性趋势，人们对某一时刻选择什么文化娱乐产品有着相当大的自由，不同人对于信息的接受有着一定的茧房效应，而这基本不可能使得规训这一过程发生。晚年德勒兹在接受采访时使用“控制社会”代替规训社会，认为文化产品引导人们进行数字劳动的基本方向不变，但资本操控的手段变成了每个人私人订制版的“控制”，流量逻辑需要浸入每个个体之中，毛细血管般地发挥作用。而这就强调了对个体行动引导的作用，就像我们对待某一热播剧的习惯操作：看完剧本身习惯性找热搜、翻豆瓣、刷短视频集锦、看公众号。种种主动的交互行动，才真正构成了一种数字劳动。
...所以，问题实际在于交互：数字劳动产生愤怒感，其实因为一切行为都是看似“我主动”，但实际却是“我被动”的愚弄。而“无剧本”则实际站在了它的对立面——可以说，它实现了一种更本真的“交互”。在《再见爱人》中，人们实际无法用一种理所当然的模式享受综艺带来的快感，种种意外成为了主旋律。张婉婷的发疯与宋宁峰的沉默，让节目笼罩在一层随时有可能“发生爆炸”的危机之下。尽管节目用精致的画面、百万金句等手段努力让氛围维持在平缓与和谐，但这种和谐却产生了有趣的错位——危机像镶嵌在节目中的“内在他性”（internalotherness），它一次又一次爆发，人们也就愈加从和谐中抽离出来，由此被迫思考这档节目到底想“表达什么”。第九期中杨迪的尴尬正是这种交互的具象化，代表杨迪常见人设的“幽默”“暖场王”等特质的失效使其频频垂头丧气，而这也是断裂的断裂时刻——当杨迪都不能拯救一对婚姻，婚姻中到底需要什么、意义何在，也就不可避免突破第四堵墙，被抛在观众一侧。
于是，综艺之“真”的效果，在超越节目叙事的层面，在节目与观众互动的层面产生了。“真”不是节目效果之真，而是互动之真，是观众与节目所建立的正向关系。而制造这一关系核心所在的“危机”正是节目组“无剧本”策略才能够产生的：节目组允许录制和剪辑中存在意外。有些吊诡却恰恰有趣的却又在此，当综艺不再追求环环相扣与实现某种意义时，当综艺显得不像综艺之时，它才可能真正从某种数字劳动的陷阱中挣脱出来，建立与观众积极主动的交往关系。
“观察团”还是“沉浸版”? 旁观与游戏之间
延续无剧本的讨论，节目组的另一设定也变得别有韵味。不难发现，节目实际提供了两个观看版本，其一是正常版本，其二则是沉浸版。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存在着一个阵容庞大的“观察团”。我们可以这样简单理解观察团：三对夫妇的旅行被剪辑完毕后被送给观察团观看，观察团对嘉宾表现的评论一同被剪入最终版本中，并且每一期的后半段都是观察团的总结与讨论。而“沉浸版”则忠于三对夫妇的故事，没有观察团加入。可以说，选择观察团是否介入节目，实际上也就构成了观众选择与节目交互的方式问题，也即关于“交互的交互”这一二阶问题。
关于观察团，这一季中许多观众并不喜欢他们的存在，甚至有人嘲讽其“聒噪”“质量不佳”等。通过嘉宾的选择，可以发现观察团的不同角色其实有着其特定的作用：胡彦斌负责控场，学者出身的沈奕斐提供理论支持，辩手黄执中与访谈主持人易立竞发散诸多观点，离异的孙怡与作为妻子的吉娜则提供亲身体会。可以说，观察团本来就被定义为一种面对他人婚姻的“众生相”，但内在上其评论他者的中肯程度及讨论问题的深度，也确实影响着观看体验。尤其是本季播出后不少人怀念上季控场主持人李维嘉，认为“都是理中客、上价值，实在太缺乏这样一个共情的角色了”。
...那么，观察团的设定是本季综艺的败笔吗？在这里，我们并不讨论其应当以怎样的态度介入三对夫妇的旅行中，而是要回答“到底要不要选择观察团”这一问题。我们先来看为何一定要设置观察团这一角色。其并非是《再见爱人》一档节目的专利，在不少职业洞察类综艺中，观察团同样出现过，并有着类似的人员分工与职能。这类综艺的共同特征是偏向现实观察，因此往往偏向于“无剧本”（尽管实践层面并不一定）。节目走向的碎片化，使得观察团得以诞生，即负责将无序的节目内容叙事化，并提炼节目希望达到的主题。可以说，观察团实际是一种折中的设置，尽管节目将阐述意义的权力交付给观众，但它仍旧提供了一个叙事机器，减少观众的负担，以便让综艺看起来至少“不那么累”。
...但因此，观察团反而成为一种意义描述者的角色。按照后期维特根斯坦、奥斯汀等日常语言学派的理路，尤其是按照维特根斯坦“意义即用法”的观点，有观察团的正常版与无观察团的“沉浸版”实际形成了语言游戏的“玩家”和“旁观者”两个位置。这里所谓的游戏，其实就是常识意义上的游戏行为，即不同行为之间彼此交织、互相制约的状态，这种制约产生了游戏规则，比如输赢标准。语言游戏则是其中包含言语行为的游戏。我们简单理解玩家和旁观者的关系：玩家不会关心游戏规则到底如何，因为他们在行为中将其内化于心并使用它，而旁观者才会注意研究并看出游戏规则，这使规则显示出来。规则即游戏的用法，而用法也就是意义。可以看出，观察团成为节目组官方选定的三对夫妇旅行这场大型语言游戏的旁观者，他们意在将三对夫妇行为的意义导向某些特定方面，而这些方面往往与社会目前对婚姻与亲密关系的热点与共识相关。这当然是为了照顾大多数群体的需求。如果选择看观察团，那就是将意义解释的权力交付给更代表社会当下共同价值取向的“大对体”之中。而不看观察团，也就是将旁观者的身份留给自己，自己成为这场语言游戏的意义诠释者。
...在这一层面上，我们就会发现是否选择观察团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是一道本身便饱含趣味和深意的选择题：如果选择沉浸版，也就是直接参与到和综艺的交互之中，自行解释婚姻生活的意义与内涵；如果选择正常版，那就是间接参与交互，让观察团代替你阐释婚姻生活。答案并无对错之分，只是通过不同的选择，我们能够看到观众对婚姻态度的差异，这种差异超脱出综艺本身的内容，超越三对夫妇的婚姻，而是直接面向观众发问：对你来说，婚姻是奔向社会的主流观点，并以此构建自己的标准，还是有着不同的、属于自己的想法？在鼠标轻轻点击之时，一个极为现实的问题实际被抛向了观众，提醒每个人，婚姻对你来说，究竟是什么？
到此，可以说，《再见爱人2》终于让主题能够落地。当然，“主题落地”并不意味节目的成功，毕竟节目需要内容和形式之间的相互配合，而不是随意扔来一团质料，完全由观众自行思考和组织主题。在这一点上，第二季明显有些走向极端——张宋夫妇之间的争执与一次又一次的“发疯”，让人在直接的感官体验上感受到厌恶，也让节目显得过于支离破碎。而无论在嘉宾还是观察团的设定上，感情因素的不足又使得剧情本身走向的吸引力下降。最明显的标志是，情感要素最集中的第十期节目，也即艾威照顾生病的Lisa而轻轻道出“不离婚”的话语以及易立竞在荧屏上首次哭泣，成为最受欢迎的一期，甚至以“这一期哭死我”的形式登上了微博热搜。而这几个细节，恰好弥补了上文提及的“缺乏感情线”和“观察团不共情”的缺憾。
综艺本身的大众文化属性，在相当程度上需要我们承认，在对观众的绝对启迪与无脑式的傻乐之间，综艺需要提供一个折中的缓冲地带，至少是“先做好娱乐，再考虑启发”。重要的是，这一季综艺让我们探查到一部综艺不仅需要看，更需要提供“想”的维度。而启发之处一言蔽之，就是考虑如何将观众看作一个有脑子的思考者。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王楷文；编辑：走走； 校对：薛京宁。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