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影片有鲜明的女性视角和女性议题，一个女性如何获得经济独立及人格独立，进而想要在婚姻和情感上获得自由，这是影片的主要的故事线。
影片中余秀华是核心人物，她的丈夫、父母都是配角。对于余秀华这样一个生活在中国农村的残疾女性而言，她面对相当多的挑战。
首先的挑战来自于自我的独立与自信。余秀华19岁时在父母安排下结婚，那时的她没有独立生活能力，对婚姻完全不了解，只能接受父母安排的婚姻。婚后两人情感不和，开始写诗的余秀华有着极为丰富和敏感的内心，她对婚姻的不适越发强烈，想要离婚，却力不从心，作为残疾人没有劳动能力，无法获得经济独立。
...余秀华的诗歌一多半是情诗，在二十多年时间里，余秀华一直苦苦想要追求到属于自己的爱情，却一直得不到，她和丈夫的结合完全不是因为爱情。对余秀华而言，得不到爱情的女人是失败的，于是她用诗歌宣泄情感。余秀华的诗集出版后，她获得了经济上的独立，她再一次准备离婚。通过文学活动和各种社会活动，余秀华认识了很多男性文人和记者，她喜欢其中不少人，她仍不放弃自己对爱情的追逐，这也给了她离婚的动力。
在中国，女人主动离婚常常陷入不道德的境地。余秀华离婚遭遇三大挑战，一个是来自丈夫的，丈夫出于男性的自尊心一开始拒绝离婚，直到余秀华愿意用金钱来弥补他内心的不平衡后，他才让步。
另一个挑战来自于母亲，这个挑战更大，这是两代女性的观念冲突。母亲是传统中国农村女性，认为女人无论如何要有一个婚姻、一个家庭，完整的家庭比失败的婚姻更重要，母亲一直试图控制和影响余秀华。在观念上余秀华要挑战母亲，在情感上她又非常依赖母亲，特别是在母亲得了癌症后，她在进退两难中追求她的自由。
除此之外，余秀华还面临世俗舆论的挑战，在中国，出名后甩了丈夫可能会让她背负恶名，她一度因此而妥协。
...在女性的情感追求之外，我们也看到余秀华和其他女性作者相似的困境。在没有出名以前，余秀华和艾米丽·迪金森一样，都在相对封闭的乡村中进行诗歌创作，她们有相似的孤独与脆弱。余秀华和弗吉尼亚·伍尔夫也面对一些相似处境，她们都面对精神和情感上的困顿，伍尔夫有严重的精神疾病，余秀华因追求爱情而不得常常陷入情感上的极度痛苦。写作的女人有某种“危险”，因为她们内心超级敏感。正是因为女性作者的那些敏感和痛苦反而成就了她们的写作，可以说痛苦越强烈，文字越动人。
...余秀华在中国创造了新的诗歌热潮，她的诗集卖出去近20万册，是20多年来最热销的诗集。余秀华的读者也以女性为主，她让那些被世俗生活纠缠的中国女性看到一种可能性——即使身体残疾身处农村也能创作出如此惊世骇俗的文字，她完成了一般女性完成不了的精神追求。
通过这部影片我们也能看到一个内心丰富的残疾人所面对的来自于身体的局限和挑战。
余秀华非常痛恨自己的残疾人身份，脑瘫让她行动不便，也让她不美丽，因为这样的肉身，她难以得到爱情。余秀华说道：“我的声音配不上我的诗歌，我的身体限制了我的灵魂。”余秀华写诗是对自己身体的突破，她用文字的美来突破身体的不美，她用文字中的欲望和情感来满足身体的渴望。余秀华对命运的反抗、对情感的追求有某种悲剧性，即使离婚了，她的情感渴求也得不到满足，于是她写道：“难道还有明天？可惜还有明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