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挽救计划》：科幻外壳包装下的新自由主义温情童话

前言

《挽救计划》作为今年春节档后首部破2亿的影片，凭借其高超的技术画面、优秀的小说改编、动人的人与外星人友谊情节、普通中学教师承担拯救世界人物的逆袭叙事，获得了较高的票房和口碑。然而，《挽救计划》并不以硬核的科幻设定与对未来有启示的科学寓言取胜，打着“硬科幻”的旗号行“软科幻”之实，被称为“过誉”的影片也不为过——拯救太阳的伟大计划变成了人类与石头外星人的友谊之旅，温情感动的戏份远大于科幻叙事的探索。纵览2026年院线，感动温情类电影始终能获得票房成功（如《机器人之梦》重映获热烈反响，《阳光女子合唱团》打破台湾票房纪录），角色设置规避两性情爱（如《飞驰人生》为全男班班底打造，《我，许可》宣扬独身生活理念合理性），这些叙事要素均体现在这部科幻电影中，折射出当下民众的意识形态。

一. 人物设置的意识形态：Buddy Film与酷儿友谊类型崛起

本片中，外星生物不再是传统科幻类型中绝对的异质性的他者，而是被简化为类似微生物的“噬星体”，波江座外星人也不再是庞大的外来文明，而是落单的“蠢萌”工程师Rocky。Rocky的“无机化”生命体征消解了种族和性别的叙事效果，使得传统的“同盟/爱情”的具有政治选择意味的人物关系设置变成了泛化的陪伴关系，外星人从“敌对势力”降格为友谊化的伴侣存在。

尽管影片没有对波江座外星人的性别做明显指称，但通过主人公为男性和“为Rocky选择声音”的情节内容来看，Rocky选择了青年化、男性化的声音，奠定了本片Buddy Film的基调。Buddy Film作为源自70年代的好莱坞经典类型，通常以发展受阻型男性为主，在缺少异性的环境下，两位异性恋男性沉溺于同性交往，共同对抗外部威胁建立起深层情感依赖。受当代身份政治影响，Buddy Film开始具有更多的酷儿性，具有潜在的同性暧昧倾向（如《泰迪熊》系列影片中泰迪熊通常对男主的异性友谊感到嫉妒，《机器人之梦》中机器人与小狗呈现出恋人般的依赖感），使得男性受众在电影中对自身的男性气质焦虑与浪漫交往焦虑得到想象性的解决。本片的男主选角瑞恩·高斯林由于之前在《爱乐之城》与《芭比》中奠定了“失意男青年”气质，再叠加影片回溯叙事中透露的普通中学科学教师设定，消解了男性气概，也更容易让观众忽略潜藏的Buddy Film语境。

之所以Rocky规避掉了性化的声音，与当今性别对立、保守主义回升对性别秩序的反抗式回应息息相关。保守主义在2020年代的疫情时期于全球崛起，直接推动了好莱坞的“后觉醒转向”：主流制片厂开始回避“重度政治正确”，转向“热血、白人、传统男性叙事”，以应对“go woke, go broke”的票房焦虑。Buddy Film的回暖在此语境中构成文化补偿：发展受阻型角色通过同性情谊重新获得传统男性气质（探险、韧性、忠诚友谊），对抗“男性危机”话语（年轻男性自杀率上升、孤独流行病、保守派对“女性化”教育的批评）。这种趋势从《F1》的大火可见一斑。意识形态上，此类型体现出保守主义的“反女权/反多元/反浪漫关系”叙事——男性无需通过异性恋浪漫或家庭角色证明自我，而是通过“兄弟情谊”实现英雄主义。原著小说中Grace与俄罗斯女领导斯特拉特的暧昧情节全部删除，斯特拉特也成为了一个效率至上、冷漠无情的规避浪漫情感的“性冷淡”角色。Grace与Rocky的跨物种友谊正是体现了大众对异性恋相处规范的失望，成为男性在亲密关系中孤独感的代偿。

二. 隐蔽的西方中心主义：美国科幻电影对他者建构方式的变化

尽管影片在内地饱受好评，但实际上影片的西方中心主义思想十分明显，被人物、情节的巧妙设置给规避掉了。

自50年代以来，受冷战叙事影响，外星人一直以“具有侵略性的他者”姿态呈现于银幕之上，承担民众对于美苏争霸、核战争的焦虑。但自《星球大战》、《E.T外星人》等作品出世后，出于对人类机械化的忧虑、对科学创造和平的不信任感、以及对殖民文化的反思，外星人逐渐成为可以合作的友好对象，甚至在《编号17》中，外星人也可以作为人类伦理的榜样，对人类行为进行教化（如《编号17》通过外星母子学习关爱）。然而，在《挽救计划》当中，外星人似乎已经脱离群体性范畴，成为可以与人类完全相互理解的平等个体。但这其实是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下遮蔽的幻觉，实际上Rocky和Grace远非平等的好友关系。

首先，Grace与Rocky的关系其实并不对等。在二人并未建立语言翻译模型时，Rocky对于Grace的好奇与模仿都是单向的，人类化的（Rocky只会效仿Grace的动作，而非反之）；在数字处理上，Rocky以“数学直觉好”为理由摒弃自己的六进制计算习惯而迎合人类的十进制；在语言学习上，由于Rocky的语言模式是同时演奏五个音符的“复杂和弦”，是只有两条声带的人类难以模仿的，于是Grace通过把Rocky的音符翻译成英文，而Rocky通过超强记忆力把英文转化成自己的认知，输出的句式虽然体现出助动词、疑问句句型等相对于英文而言缺少的语法模式，但听起来像是汉语的习惯：句末加question相当于汉语的“吗”，没有助动词而是直接加no表示直接否定，省略代词宾语，没有时态变化，没有冠词系动词……作者在设计波江星语时去掉的东西，只不过是英语特有的东西，而不是人类语言普遍具有的东西。这样的语言观体现了浓烈的西方中心主义：英语的语法特征是人类语言的默认设定，非英语的语言习惯是“外星”的。然而由于影片节奏很快，让国人还来不及反应出其中的语言歧视，影片就进入到了温情对话环节。

其次，Rocky的行为举止十分插科打诨和低幼化，严重不符合“波江星文明顶尖操作工程师”的职业定位。Rocky在进入飞船实验室的时候并没有询问规范的基本职业素养，而是儿童进入游乐园般满地打滚的游乐心态；重复使用“SAD”和“AMAZE”作为叠词，以低幼化、可爱化的方式而非正式外交辞令表示友好；而严谨工作立刻进入现代人熟悉的“办公室关系”状态，没有过多展现磨合过程……与其说是外星生物，更像是奇幻电影中对于“探险伙伴”和“魔法宠物”的想象。段义孚在《制造宠物》中提到：宠物是一种缩小的存在，它满足的主要是主人的虚荣和愉悦，而非生存的基本需要。由此可以看出，人类对不同物种的“爱”不是平等的，而是一种权力支配关系。纵观人类历史，人类对动物产生“伴侣”的情感只能追溯到近代，对动物（也就是不同种类的生物）在早期无非是祭祀、辅助生产的用途。因此，人类遇到异质外星文明立刻建立陪伴关系是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童话，模糊化的同性情谊为遮蔽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提供空间，作为科幻电影却规避人性探讨和预测而是使用温情化改编，是影片成功之处，也是败笔之处。

他者焦虑的投射并没有放在敌国或者外星文明，而是类似于无性繁殖微生物，会吞噬太阳的“噬星体”身上，实际上是把现实焦虑转嫁到了突如其来生态危机而非外来侵略势力上，放弃传统灾难片探寻世界性危机的人类根源的类型套路，使得末日危机得以安全地被“消费”；而“万福玛利亚号”的船长是中国男人姚，重要领导是俄罗斯女人Strat，这种看似国际合作、世界和平的模式依然没有逃脱出“美国例外论”与“美国救世主原型”的窠臼。活下来的角色偏偏是无名小卒美国人Grace，而非经验丰富的Yao与Strat；且后两人无论如何也要仰赖Grace的帮助才能突破噬星体困境。原著中，Grace的“救世主角色”并不是“孤注一掷”的无可奈何之举，Grace返回任务的原因是想弄清楚噬星体的构造，而好返回继续教授小孩，实际上过于“书呆子”和理想化。影片改编为斯特拉特代表政府威权势力强制Grace吞下催眠药，暗中透露出影片强调个人奋斗的自由主义政治立场；且Strat利用了Grace“没有家人伴侣子女甚至宠物”的独身绝境，逼迫Grace完成“挽救计划”。这也是影片名称Hail Mary的双关语：这时常是美国橄榄球比赛中“孤注一掷”的代称。这样的角色设置其实回到了《阿甘正传》式的励志型角色，只不过《阿甘正传》想要塑造的是“处于绝境中的人物如何把握大好形势获得成功”的一般励志叙事，而《挽救计划》则要塑造“处于绝境中的人物如何在必死结局中通过自我牺牲实现自我价值”，这也与后疫情时期，美国民众希望渺茫的社会语境相通。

三. 基督教救世主原型的世俗化：“人类式情感”的普适性

影片化用“Hail Mary，full of Grace”（圣母玛利亚恩宠无限）的圣经用语，不仅是“万福玛利亚号”上唯一一位幸存船员Grace的双关语，也是基督教耶稣基督牺牲-复活-救赎叙事的世俗改编。

坎贝尔英雄之旅早已把基督教叙事原型普世为全球通俗叙事模板：普通世界（中学教师身份），被召唤（对其研究论文感兴趣），拒绝召唤（自身论文存在错误），遇见导师（Strat强逼Grace上路），跨过第一道门槛（休眠舱复活），测试、盟友、敌人（与Rocky相识并挽救飞船），通往最深处洞穴（合作攻克噬星体难题），考验与奖励（回归波江星号），复活并带灵药归来（Rocky回到波江星模拟人类环境）——这也完全符合基督教叙事中“选中-牺牲-复活-救赎”的叙事机制。好莱坞科幻电影长期对此进行“认知陌生化”，并在《挽救计划》中实现了一次精妙的世俗化转向。

宗教和信仰在这部科幻电影中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谈到任务成功的几率，Strat说：“但愿上帝保佑。”当被问及是否信奉上帝时，她回答说：“总比没有好。”Grace也并未质疑她对信仰的表述。影片的配乐也经常运用福音歌曲来反映故事的情节：在片尾字幕播放时，福音歌曲《荣耀，荣耀》（Glory, Glory）想起。主人公的名字Grace（恩典）也具有某种象征意义：“恩典”指 上帝出于其本性的爱，白白赐给罪人的无条件恩惠与拯救力量，使人藉耶稣基督获得救赎、称义、成圣与永生。主人公Grace即使聪慧异常也不爱慕钱权，而是无条件地爱着孩子们，并且机缘巧合肩负了可能为拯救世界而牺牲生命的重担，这使他成为了基督的化身。《挽救计划》也由此具有意味明显的宗教暗示：救赎所需的并非仅仅是科学知识，更是基督般的牺牲、友爱和信仰。在临终之时，人类的“圣母颂”（Hail Mary）指引我们回归天主。

但实际上，本片是在利用西方普适的宗教语境再生产了新自由主义与技术乐观主义的意识形态。首先，福音配乐的出现就佐证了影片滥用音乐烘托情绪的嫌疑；其次，新自由主义体现在：系统性危机被转嫁给个人承担责任（让Grace成为计划的实验小白鼠），通过最小化国家干预表达对威权势力的批判（Strat开头去世），普通中学教师凭借个体理性、临时工程解谜与“孤注一掷”的个人牺牲逆转地球命运（这也与《长安的荔枝》中理工科人才肩负家国大任的叙事逻辑相通，该作同样票房大卖），更具意识形态性的是Grace与Rocky的跨物种友谊：Rocky的工程天赋与Grace的统筹能力形成“比较优势”式的互补、二人通过知识交换达成市场关系里才有的“双赢”互惠关系；由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导致的生态责任被外化为相对中性的“噬星体威胁”，解决路径则强化“无需系统性变革，只需个人英雄拯救”的幻象。影片刻意淡化原著中核爆南极的激进举措，转以“去政治化”的姿态服务票房，兜售“个体英雄的精神品质即救赎”的情感商品，回应后疫情与后身份政治时期保守化的大众舆论。技术在Grace与Rocky的互助友谊中被描绘为中性工具，并把科技力量神圣化，掩盖了嵌入资本主义逻辑的技术统治（美军的军事工业统治，地缘政治差异）。

新自由主义提供“个体例外”的主体位置，技术乐观主义则为其提供“工具理性”的合法性。在巴以冲突、美意冲突加剧的升温时刻，这样的合家欢科幻幻想为民众提供了化解危机的解药，看似呼吁和平与合作，实际上这样的神话仍然建立在美国中心的政治逻辑之下。

结语

尽管《挽救计划》仍然是对类型无重大突破，贩卖商业温情甜水的通俗科幻片，但其强大的造梦功能依旧编织了人人平等，人人关爱的乌托邦神话，凭借大量实景拍摄与高科技CG画面结合的拟真画面营造出空旷凛冽的真实感宇宙，变化的IMAX画幅增强沉浸与代入感，使得许多观众久违地走入影院，重新回忆“爆米花电影”的乐趣。保守主义抬头的趋势下，此类披着硬核外壳的温情电影数量会逐渐增多，成为窥探当下社会风气的独特万花镜。

参考文献

1.[美]段义孚 制造宠物：支配与感情

2.[英]凯斯·M.约翰斯顿 科幻电影导论

由于本片仍在上映，部分细节依赖个人回忆可能存在纰漏，还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