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所言“学术”，其实是个译自西方的概念，而在西方语境中，平常所说的“学术”实乃现代的产物。随着现代大学的发展以及社会分工、专业分化的加剧，一批在“大学”或“学院”里专门从事研究与教学的人，被称为“学者”，又可谓“学院知识分子”。在此意义上，学者只不过是以学术为职业的人，甚或靠学术生存的人，“搞学术”并无特别的精神意义。

　　但若往文明源头追溯，“学院”（acad-emy）一词源自拉丁语academia，后者则源自一个希腊地名Akademeia，它位于雅典城邦近郊，即著名的“柏拉图学园”之所在。哲学作为爱智之学，是对真理与智慧的探求，当为“学术”原本之义。在现代，学术作为职业，仍与别的职业有别，正是因为学术工作具有高度的精神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就其对象或内容而言，一是就学者自身而言。

　　如果对学术没有真正的热爱，套用德国学者马克斯 韦伯的说法，如果不能把学术当作“志业”，具有相当程度的献身精神，那么学者在自己耕作的领地，将很难取得真正的成就。这样的“学者”，大概只是把“学术”当作谋生的手段，若是可能，自然也愿意放弃“学术”，选择别的能带来更大实际利益的职业。而真正值得一个人全身心去投入的“学术”，当然不只是生存手段，在根本上，它只能是源初意义上自身即为目的的学术，亦即作为探求真知之精神活动的学术。从事这样的学术工作，只是出于学者自身的需要与一种来自命运的召唤，本是不计较什么成就与报酬的。

　　若从中国传统着眼，谈学术精神，应该上升到“道”的层面。孔子所说的“十有五而志于学”，即是志于道。学术之“术”，古义通“述”，先学而后才能有所著述，强调的仍是“学”。而学，即是学道；学术精神，即是问道求道的精神。所以，“学术”亦通“道术”。

　　当“学术”表示的是源初的求知或求道之义时，学术研究的主体与对象所体现的精神性，便可获得高度的统一。真正的学者，即是求真知或志于道之人。明乎此，方可再谈学术精神的不同层次与境界。

　　“学术精神”之境界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这是经典之论，不妨借用来谈谈学术精神的三层境界。

　　第一层境界是悬思。原句出自晏殊《蝶恋花》一词，写的是一个新婚女子对驻外戍边的丈夫的苦苦思念。初学者对目标的探求大概类此。一开始，由于人与道遥迢相隔，“人”是孤独的，“道”是迷离的，所以人才生出向道之心、望道之情。对于初学者而言，为了看清道路的方向，最重要的就是要立足高远，志在勘破大本大源，求得真正的大学问大智慧。为此，他必须不受种种世俗诱惑的干扰，以至把苦乐毁誉利害都置之度外。即便如此，他仍可能要先试过很多错路与弯路，才能最终告别迷途，走上正大光明之道。

　　第二层境界是苦索。原句出自柳永《蝶恋花》一词，写的是一个痴情男子对心上人的渴慕与思恋。学者一旦摸着门径，入得正道，进学之路大抵如此。他已经很清楚自己应该去追求什么，剩下的就是一心一意、专心致志、持之以恒地下苦功夫求索，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无论有多少艰难困苦，都不足以把他吓倒；无论有多少激流险滩，他都要闯过。在这个阶段与层次，学者最需要的就是为了“余心之所善”而“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执著与投入。

　　第三层境界是顿悟。原句出自辛弃疾《青玉案 元夕》一词，写的是一位男子在元宵节闹市街头突然遇见心上人的欢喜之情。求学问道是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就像一颗钉子用力缓慢地穿透一块无比坚硬厚实的木板，然而在此过程中，你所付出的努力都不会白费，正是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断累积与进步的基础上，忽然有一天，你感觉到豁然开朗，仿佛是“天眼”开了，看世界想问题没有什么不明白的。这就是从“渐悟”飞跃到了“顿悟”，学问的层次有了质的提升。这是一个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过程，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在学术研究中，这三个境界既适用于作为求取真知与大道的学术本身，也适用于对专门具体问题的研究。就后者而言，我们可以在对不同问题的研究中反复经历这三个境界。但在根本上，这三个境界还是更适于说明求道者的精神历练。

　　向“道”而生

　　从上面所论“学术”之原义与“学术精神”之境界来看，最关键的是要明“道”，因为只有关乎大道的学问才是真学问，只有达于大道的学者最具真精神。那么在现时代，“道”意味着什么呢？

　　在西方传统中，自古希腊以来，哲学与政治、知识与权力之间就存在一定张力，直到韦伯，他仍把学术与政治对举，认为学术是价值无涉的纯粹求知活动。只是除了研究学问、获取真知的本职工作外，面对政治生活中的错失与迷误，学者还可积极发挥批评现实和改善政治的社会功能。而在中国传统中，也很早就存在道统与政统之间的张力，一旦政治出现问题，以道自任的读书人往往也可起到谏言监督的作用。

　　然而，这都是“道术已为天下裂”后的情况。中国传统所尊奉的“先王之道”，其实是合政统与道统为一的，它意味着“有道之君”施行的“有道之政”。正是在此意义上，清朝大学者章学诚指出“六经皆史”，认为古代经典中所彰显的大道，其实本是早先王政施行过的东西。所以，最早的学问就是“王官学”，最早的学者与老师就是“官师”。无独有偶，这种知识、道德与权力合一的理想政治，也正是“柏拉图学园”的创建者最初所期求的。

　　现代西方已经走上了一条政治权力与道德学问两分的道路，其间沟壑至今未能弥合。但新中国仍是力图恢复与保持道术未裂时的政治与学术交融的古老传统，把政治建立在知识与学问的基础之上，并承担伦理教化的功能。在“官师”传统及其演变的“士大夫”传统的影响下，中国学者所求之“道”，非但不是与政治分离，并且只有寄托于政治，才有可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