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无脚鸟：悬浮的现代性寓言

旭仔是影片的核心人物，他风流不羁、自负又迷茫，能在情场驰骋自如，但在香港这一座冰冷的现代都市中，他仍然是踽踽独行的时代弃儿。他知道自己不是上海养母亲生的，这让他一直渴望寻找自己的生母，以确定自己的身份和根源。这种对身份的探寻贯穿影片始终，也使他成为了自己口中不断漂泊的“无脚鸟”。

那只“无脚鸟”并非生物学的杜撰，而是香港历史孵化的幽灵，无脚鸟荒诞执着的飞翔便是殖民地的创伤性症候。“阿飞”作为“无脚鸟”载体，是对香港社会中个体在身份、情感与文化归属上的一种具象化呈现，是香港集体无意识中对自我认知困惑的投射。

无脚鸟的天性是飞而不擅停歇，这与拒绝维系人际关系的旭仔对应，也寓意着表面自由开放实则孤独封闭的香港岛。一方面，旭仔与养母之间有着复杂的情感纠葛。养母对他既有养育之恩，又因隐瞒其身世而让他心生怨恨。另一方面，旭仔与苏丽珍和露露之间的情感关系也充满了不确定性，他害怕被束缚，害怕面对一段稳定感情所带来的责任，无法给予她们稳定的承诺和未来，就像无脚鸟无法停留一样。甚至连旭仔对歪仔等朋友也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态度，始终没有真正扎根于某一段关系之中。这种情感上的无根性，构成了香港社会人际关系网络中疏离与隔阂的微观景观，映照出香港人在人际交往中的孤独与不安。

旭仔的情感钝性和香港社会在文化认同迷茫期的情感困境是一致的。一方面，20世纪60年代的香港社会动荡不安，人们的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压力。个体的情感需求被压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脆弱和不稳定。另一方面，南下移民的内地人激增重新激起了香港的寻根执念，但在当时国际格局与多元文化冲击下，香港人难以找到清晰的文化归属。

在片中，无脚鸟的表层意象通过钟表和镜子两大深层意象加以强化。钟表象征着时间的流逝，而镜子则象征着人物的自我认知。一方面，影片充满了王家卫标志性的时间感，时间在电影中往往是模糊的，人物之间的关系常常停留在“瞬间”，这些瞬间充满了欲望和未完成的情感，时间似乎成了不断流逝却永远不可能回到过去的象征。另一方面，玻璃与镜面是全片的核心视觉语法。片中的角色总是凝视自己，无法与他人建立深刻的联系，也无法从镜中的自己找到答案。镜中的人，他知道自己是谁，却永远无法触碰到那个更真实的自我。

二、为何而飞：殖民地的俄狄浦斯情结

旭仔对自己身世的未知让他无法找到归属感，这种迷茫驱使他不断追寻自己的生母。这种执念，是无脚鸟永不栖息的借口，也是殖民地寻找文化母体的悲剧性投射。

是否有俄狄浦斯情结的映射是影评人解读《阿飞正传》时的一个常见讨论，笔者认为，有。旭仔的起点是被生母遗弃背叛，他从未真正得到母爱，无论是生母的抛弃，还是养母的情欲化的爱，都无法满足他对“爱”的想象和渴望。此刻，母亲的缺席成了他生命中的失落物，一个无法愈合的创伤。所以，追寻和填补缺失的母爱便构成了旭仔的生命意义，用这一追寻为自己所处的混乱和无望的人生赋予一个意义。但是，他内心深处并未真正期望找到母亲，更多的是将理想化的生母作为一种象征——他理想中完整的自我和存在的意义。悲剧的是，旭仔最终沉溺于这种无脚无垠的飞翔过程中：旭仔的追寻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终点，他的飞翔成为了西西弗斯般永不停止的追寻，一个无法真正达到的目标。旭仔彻底成了“阿飞”。他的灵魂永远未能获得解脱，日常中平凡且实用的生活模式能代替不存在的生母，生活中的一切浮华和欲望都无法弥补他内心的空洞。阿飞的孤独与无法逃脱的命运展示了一种永恒的人性困境，人始终在追寻自我意义的过程中迷失，无法达成真正的自我认同。

不过，旭仔对生母的寻找并非单纯的“俄狄浦斯情结”，而是对于爱的失落和对理想化人生意义的追索。一方面，正如上文所述，他对生母的执着并非仅仅是对母爱的一种追求，而是缺失归属感而寻找自我认同的宿命。另一方面，“弑父恋母”是“俄狄浦斯”情结的原始构成，但片中的“父”是完全缺席的（无论是生父还是养父）。在许多文化中，父亲通常是社会和家庭的象征，代表着秩序、规范和责任。旭仔从未提及父亲，意味着他没有继承稳定性，无法在社会的框架中找到归属感，更无法承担责任。因此在影片中，“阿飞”总是流浪于城市和女人之间，似乎从未真正找寻过归宿，他的自由是空洞的、没有根基的，这种流浪的状态正是父亲缺席的隐喻。天然完成了“弑父”后，旭仔无法学会成熟稳重，无法在自己内心中找到一个固定的中心，最终他只能通过不停地“飞翔”来填补内心的空虚。

60年代香港的殖民地身份就像阿飞无父无母的“孤儿”状态，处于一种既非完全属于英国，也非完全属于中国的边缘地带，香港人对自己文化的归属感一直处于漂移与空缺之中。60年代后，香港完成从英属港口到亚洲金融中心的身份漂移，但这种“成长”不仅无法实现真正的“成熟”，反而不断强化了香港社会的文化空虚。影片中的飞行轨迹，恰是从香港到菲律宾密林，实际上暗合了香港在殖民历史中走向亚洲四小龙的自我归属感寻找过程，却始终无法真正回归或确立属于自己的文化根基。当旭仔在菲律宾丛林说出那句，“我知道背后有双眼在看我，但我绝不回头”时，笔者看到了港人对母体文化的复杂凝视——一种既渴望溯源又恐惧被吞噬的挣扎。

“16号，4月16号，1960年4月16号下昼3点之前嘅呢分钟，你同我系埋一齐，因为你我会记得个分钟，由而家开始我哋就系一分钟嘅朋友，呢个系事实来嘅，你追唔返嘅，因为已经过去咗，我听日会再嚟。”电影以咒语般的开头描写了旭仔与苏丽珍初遇的场景：

这对男女一个来自香港，一个来自澳门，这样的地缘设定不能说是没有任何特殊含义的巧合。在笔者看来，“一分钟朋友”的宣言既能将殖民契约通过情感暴政的形式表现，又能暗示港澳作为具有相似社会变迁史殖民地的惺惺相惜（也暗示了澳门和香港还是“不一样”）。

三、飞向何处：异托邦的明

旭仔飞往菲律宾去寻找自己的亲生母亲，但最终却只得到了失望。他的亲生母亲拒绝见他，让他彻底失去了对亲情的渴望和期待。这表明他在亲情这条道路上的追寻是徒劳的，他无法通过找到亲生父母来确定自己的身份和归属。至此，无脚鸟飞翔的目的性被彻底终结，旭仔作为“一代阿飞”也走向死亡的结局。

影片结尾，一个寒酸拮据却精致打扮的男人出现，新的“二代阿飞”打开了时光胶囊：香港走向了新纪元。但是，低矮密闭的空间似乎预言了回归后港人并未完全摆脱精神囚笼，他们很可能仍然困惑彷徨，仍然将陷入永无宁日的飞翔。不过，梁朝伟扮演的男人在走出狭小的房间会不会迈向“彼岸”的光明，片中未给出解答。这种薛定谔般的不确定性也呼应了“阿飞”的宿命，永远追寻答案，永远等待停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