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达的《5至7时的克莱奥》是瓦尔达的早期作品。它通过女权主义的视角,对法国文化进行了评论,同时还在这个环境下进行了人物研究。该片还涉及了一个关于死亡和短暂的主题,它贯穿于我们主人公生活的各个方面。
该片的基调是一种自我意识的女权主义。首先,我们有一个女主角,并且她不符合法国新浪潮电影中女性的典型形象,因为她没有性滥交,也不需要男人的情感或经济支持,尽管她自己的成功被塔罗牌占卜师归结为她的爱人的影响。
影片中大多数主要角色也是女性,首先是一个女占卜师,然后是一个女出租车司机,这个司机认为这个工作对女性来说不是一个特别安全的职业选择。在影片后期,我们看到克莱奥的朋友、裸体模特Dorothy说:她的身体让她快乐,而不是骄傲。这是当今一个非常流行的社会话题。这一信息与克莱奥在身体外表方面缺乏自信形成对比,尽管她符合社会对美的所有标准。影片中表现出任何程度的复杂性的人物都是女性。男性角色似乎都很肤浅和刻板,没有表现出更深层次或隐藏的欲望。她的情人只欣赏她的外在美,她的钢琴家只把她当作一件乐器,街头艺人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而做出怪诞的行为。克莱奥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始终感到厌恶、失望或惊吓。但不知何故,她需要他们的关注,否则她会失去自己的自我价值感;这就是那些男人对她行使权力的方式。
瓦尔达通过让我们跟随克莱奥穿过街道,带领观众参观,并巧妙地让我们在此过程中参与城市的日常事务。偶然听到的谈话、街头表演、城市设施、由于克莱奥的不断运动而使我们参观的各种场所—它们都反映了瓦尔达对巴黎的个人依恋,从这一方面《克莱奥》可以被看作是瓦尔达给60年代初的巴黎城写的电影情书。上面这些特点,再加上频繁对法国政治进行的评论,特别是与阿尔及利亚的战争(我们在收音机里、在餐馆里,以及从安托万那里听到的,他说这是一场 “毫无意义的战斗”),似乎也是为了捕捉和揭示巴黎真实人物的实际生活,影片很好地完成了这一点,这使得影片有时会有一种纪录片的感觉。
在法国,下午5点到7点之间据说是恋人见面的最吉利的时间。瓦尔达将这一传统完全颠覆,让她的主角在这个原本浪漫的时间段里几乎一直在思考自己的死亡。这里可以看出瓦尔达对表现主义线索的运用。我们可以在镜子的例子中看到另一种表现主义工具。镜子往往跟随着克莱奥走到她去的地方—在塔罗牌师那里,紧接着在餐厅,在帽子店,在家里,在街上,最后在她和Dorothy离开时。虽然她的厄运即将来临,但她一直通过在镜中确认她的身体吸引力来保证自己的价值,但当Dorothy打破她的手镜时,她甚至连这一点都无法做到了,她对自己厄运将至的恐惧变得更加强烈。
这部电影最终是一个人物研究。我们,观众,花两个小时,主要是和主角克莱奥在一起,从她自己的角度看她的世界。我们会听到她的想法和她听到的事情。瓦尔达非常巧妙地操纵了影片中的时间流逝,以便让我们感觉到影片中的事件是实时发生的,它增强了观众对克莱奥生活的参与。
就像我们所看到的,克莱奥是个矛盾的人。她很迷信,相信预兆并咨询塔罗牌占卜师,但又喜欢黑色,经常穿黑色衣服,她甚至有一只黑猫。她认为自己会死,但仍然对自己的美貌感到骄傲。她是个歌手,但她讨厌自己的歌。她很虚荣,但也依赖他人的认可。她很有天赋,但不相信自己能做出热门曲目。她很敏感,但常常冷酷无情。她希望得到别人的关注,但也意识到大多数人只是假装关心她。她在夏天买冬天的帽子。最后,当医生随意地确认她确实患有癌症时,她感到如释重负。克莱奥到目前为止还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她只知道她不想要什么,比如她的关系、她的工作、她的同龄人对她的态度。
克莱奥,像许多现实中的人一样,至少在确定性中获得了一丝安慰。她内心的动荡仅仅来自于对未来的不确定,而不是可能即将到来的厄运。观众通过摄影机的动作(在歌曲中左右摇摆,在街道上跟踪她,在结尾处固定在她身上)参与到她的情感能量中。影片的情绪在接近尾声时也有所放松,因为她在安托万的陪伴下放松了。这一点通过更平坦,低对比度的图像、更平滑的摄影机动作和更安静的背景声音来传达,直到最后的片段。
《克莱奥》可以被看作是瓦尔达个人对生命和死亡的沉思,她通过不断地将年轻和新生的图像与关于疾病和悲剧的讨论并列,不断强调生命的不确定性。生命的无常,拒绝生命时的焦虑,以及接受生命时的解脱,在这部影片中都有精美的描绘。 最后,所有占卜师的预言都成真了,除了一个—她选择对克莱奥隐瞒的预言—她的死亡预言。人们可以从她过去的准确度推测,克莱奥将不可避免地死亡。但如果我们选择不像我们的克莱奥那样迷信塔罗牌,这就留下了一个没有问题的答案。但它无疑成功地在观众中植入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想法:生命,无论我们如何认识它,都是短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