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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的退场
我们在《好东西》里很难找到爱情。我说的甚至只是这两个字。
那些类似爱情的东西，都被某种避讳式的比喻优化成了一种切实而又含混不清的关系：课间十分钟的关系、在厕所一起吃东西的关系，甚至是“后妈”和儿子的关系。
根据我的不完全统计，“爱情”只有在一些古怪的时刻被，邵艺辉释放了出来。
“爱情”在全片的第一次出现，是王铁梅在新入职的广告公司的公众号“女子东西”的最新的推文标题：“欧洲国宝索菲亚·罗兰的一生挚爱”。
当然，这份挚爱马上就被证明是一个假东西——这是个卖意大利面广告的噱头。不过，看过《爱情神话》的观众一定会记得那个老乌和索菲亚·罗兰在罗马一夜情的故事。根据他的讲法，这位欧洲国宝告诉老乌，他是自己生命中第一个中国男人。而且，她希望二人最好此生不再相见，因为这样就可以永远地“记住”彼此。老乌记住了她，并且因为她的“死讯”而饮酒而亡。当所有人觉得这是一场神话时，一家欧洲房地产公司代表找到老白，暗示一位神秘的欧洲人士从1990年开始就挂念着老乌。
彼时，邵艺辉尚不忍心让这场与欧洲国宝的挚爱故事，彻底为假。
“爱情”二字最完整的出现是胡医生公寓楼下保安爷叔的那句：“那错的是我，我这个爱情的障碍”。这次出现极具嘲讽。
保安爷叔为了报答小叶的奶茶之情，向小叶夸口，自己近来已经不让胡医生的其他“女朋友”上楼。这是老一辈人理解的关系，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上了床，那肯定是因为爱情，而爱情要求他们不可以和其他人上床。这或许是小叶心里想要的东西，但小叶马上对这种排他性的需求产生了警觉：“她只是喜欢了一个人，有什么错？”况且，小叶也没有要求过保安爷叔式的爱情，她只是希望在床上的关系之外，还有“周五一起看演出的关系”。反而是胡医生在误以为小叶为了自己自杀之后，幡然醒悟，主动发起一段爷叔式的爱情时，小叶生理性地呕吐，告诉他“我做不到了”。
在爱情的问题上，现在的邵艺辉更吝啬了。
在《爱情神话》里，爱情尽管有一些扭捏，但还是出场了。李小姐在和老白在他家复习了一晚上话剧之后，在清早仓皇而逃，但老白却认为，他们之间是一起吃早点的关系。
在他目睹了李小姐的出逃之后，刚开始想配合着演出一场轻松的戏，但最终还是把聊天框里轻浮玩笑的“一夜而已？”换成了更类似夫妻日常的“上班去了？”。老白对爱情始终保持了一种爷叔式的理解，他承担起了带玛雅的工作（在《好东西》里这个角色主要是朋友小叶完成的），主动给李小姐修灯，主动提供房子希望一起居住，并在和Gloria发生意外后立即有了因为排他性意识而带来的愧疚。
老白显然是《爱情神话》的底色，而李小姐和Gloria更像是正在从《爱情神话》攀爬到《好东西》的人。
李小姐在正片从来没有想跟老白进入到爱情之中。她想把老白看作是她的一双旧高跟鞋，走过一段路就不适合再穿。她在正片里是那个通过比喻回避爱情的人：“到你家去喝酒”，“晚上到你家去拿高跟鞋”，对老白最大的接受是正片结束时的那句“明天要不要一起喝咖啡”。
Gloria更是如此，她在和老白一夜情后，主动付给他钱，并且明确地在点满男模的KTV告诉老白：
“白老师，你是好人，但是一个女人并不会因为一个男人是好人，就要跟他在一起”。
不过终究，这不是一个《好东西》的世界，正片结束演职人员表出现后，邵艺辉让李小姐返场，在微信上跟老白解释：“一直都是喜欢的，只是我没有准备好再去看一个新的电影。怕最后又是一个烂片”。同样，Gloria在事后打给老白的两万五，分毫不差，正是绑匪认为她丈夫在她这儿值的钱。而她在KTV说了那句潇洒的话后，打开男模之屋，脸上的妆却哭花了。
有趣的登场
爱情的退场并不是男人的退场。相反，在《好东西》的世界里，男人还多了起来。相比于三个女性围绕着老白一个男人在转的《爱情神话》，而这个前夫、小马和胡医生三个男人围绕着三个女人敲锣打鼓的世界，更加热闹。无论是铁梅还是小叶都并没有对前夫或胡医生有很强的对立敌意。他们来了又走，在餐桌上表演女权，但她们没有把他们赶出去，也没有为他们鼓掌。他们并不是生活的中心，也不是生活的对立，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铁梅和小叶所看重的自在本身拒斥任何吸引注意力的仇恨感。
男性角色的问题在于无聊：无论是急于确立长期关系的小马，渴望复婚的前夫，还是“幡然醒悟”的胡医生，都和保安爷叔一样，带着一种旧世界的无聊气味。这种无聊就像是那个充满着弹钢琴、拉小提琴的学校演出厅，而她们希望王茉莉到livehouse去自由地打架子鼓。
如果爱情足够有趣，那它不一定需要退场，只不过这世上大部分的爱情都像爷叔式的爱情那样无聊。
在《爱情神话》里，老白和李小姐在片头看的话剧叫《人类要是没有爱情就好了》。有趣的李小姐看哭了，无聊的老白没有看懂。老白拿着书去咖啡店问洋洋时，洋洋告诉他，话剧改编自一本同名书，而且书比剧更好看，只不过大家并不知道。作为作者，邵艺辉或许在暗示读者，无聊的爱情在电影中退场，但有趣的爱情需要到书中去找寻。
在这本短篇小说的自序里，邵艺辉说：
我写的是厉害的女人和捣乱的男人，他们都一样迷人。这些女人，哪怕命运飘摇也能自得其乐，可以兴风作浪，但绝不拖泥带水。世上没有一件东西是她们格外想要的，也没有什么是她们不能奉献的，她们是如此自由，自由才是深渊，自由领导人类发疯。这些男人，一定是懂得欣赏和保护这种女人的，他们见识过，也糟蹋过，他们乐于捣乱，也善于建设，他们具备浪子的自我修养，爱过一万次也专注于给女人初恋的感觉。他们最知道厮守到老的爱都会变质，都变成了情和义，真正的爱是美的顶端，不宜久留，没有天赋就登不上去。
邵艺辉对于有趣的追求是极致的。离婚、怀孕、出轨、失学或者一夜情都不是问题。书中的女孩子们大多看多了男人俗套的显摆、勾搭、上床、解释、放手，也一遍遍经历过了爱情的生长、发展和死亡的俗套周期。不过，她们仍旧会选择进入到爱情中，只要这个关系的开始足够有趣。
在第一个故事里，女主在一次次的相亲中感到无聊，就拼命的揉眼睛、玩手指，并且她可以把大拇指弯到贴住手臂，以此吓退很多男生。不过，她还是被一个男生所吸引，因为他陪她一起掰手指，并且把自己的大拇指弄脱臼了。
在第二个故事里，女主和男上司的偷情之始是因为他们一起选择在被香烟触发的办公室警报器下淋雨。 后来男上司爱上了她，希望包养她，她心动后感到恐惧，不但举报了上司还爱上了大老板。
在第三个故事里，女主立志追求“完美一夜情”，绝不留恋，不过她最终爱上了一个通缉犯，而最初的吸引是因为女生的长头发因为静电炸毛，而男人给她夹了一块鳗鱼叫她“电鳗”。
偶然的关系或非正常的事件，都代表着一种以俗套爱情为代表的无聊生活的反抗。一切希望用理性维护的生活，只会遭到荒谬性的反噬。
比如在第七个故事里，男主人公马可是一个理工男，他的情人莉莉也是一个理科生，两个人严格计算安排约会的时间，以便不让马可的老婆杨桃知道。马可甚至还计划好了如何引入一个“文青”情人，以综合他过于理性的生活。讽刺的是，他在去找高中“文青”同学小青时，误把她的清纯的女儿当成她，而这个看似清纯的女孩儿后来翻过来栽赃她。回到家之后，老婆杨桃发现他包里的伟哥，但他正准备解释时，她云淡风轻地让他放好，不用解释。好巧不巧，他此时也偶然发现了杨桃梳妆台上的避孕套，但却没有理由无法发作。他下定决心在“非规定时间”去找情人莉莉，却在自己租的房子里，发现了另一个男的，才知道莉莉的排他性只是在“规定时间”时间之内。
在邵艺辉的小说里，偶然发生的怪东西，才是有趣的好东西。
想要的东西
王铁梅出场时，已经是一个自得其所，追求有趣的人了。她是否有一个找到自我的过程？
小说里的第八个故事《不再掩饰》或许可以告诉我们一些端倪。女主人公罗修的前夫是一个不靠谱的神经病，他在她父亲坟地上求婚，又在酒吧里公开宣布离婚。离婚后，罗修发现自己怀孕了，不过正如邵艺辉所有电影和小说里的女主一样，罗修长得好看，可以无限续杯男人。
她最终爱上了自己工作酒吧里的老顾客，善于跳探戈的四郎。四郎是个老舞棍、浮浪子，他教罗修跳舞时告诉她，哪怕是相同的音乐，每次跳舞都会跳出不一样的感觉：“就如同你一生会跟十几个人相爱，但是每段爱情都不一样”。罗修不知道“跟十几个人相爱”的感受是什么。浮浪子告诉她：“你需要首先感受你自己，再感受其他人，然后在做出你的判断。”
后来罗修终于想明白自己爱上四郎的原因了：
“他并不是我的理想爱人，他是我的理想人格，是的，我想做他那样的人，包括一生跟十几个人相爱”。
这种通过爱情来完成“我想要”的自我主体性的确立，从而获得一种自由的观念，并不是什么大新闻。波伏娃在《第二性》里就说过：
“有一天，女人或许可以用她的‘强’去爱，而不是用她的‘弱’去爱，不是逃避自我，而是找到自我，不是自我舍弃，而是自我肯定，那时，爱情对她和对他将一样，将变成生活的源泉，而不是致命的危险”。
包括萨特和波福娃家喻户晓的爱情故事，他们签订的著名的open relationship的契约，生成器感情存在着必要的和偶然的，那么这两者都不可缺少，一定要去在不同的偶然性的当中去获得生命的意义，去体验。当然，对萨特和波伏娃爱情的历史考证也证明，他们并没有自己所声称的那么自由，嫉妒、怨恨、恐惧和纠缠仍旧存在在这对法国第一情侣的生活中。
但无论怎么样，这种哲学思想和实践表达了一种态度：在性别之上，还有一种作为人对于自由、偶然的生命本真状态的追求，而爱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场域供男男女女们去实现这种追求。
邵艺辉笔下或者镜头中的男男女女也是如此。无论是想换鞋走路的李小姐还是在KTV里点尽男模的Gloria，还是十项全能的王铁梅，或是喜欢恋爱的小叶，她们都并不是男性的仇恨着，也不是爱情的绝缘体。她们希望的是力图找到一种强且自由的方式，让爱情成为有趣的游乐场，而不是无聊的保护伞。
如果用“社会批判彻不彻底”这样一个大棒去衡量的话，邵艺辉当然有很多的不够彻底的地方。
比方讲，在《好东西》里，那些正经严肃，对社会结构的批判，是由女权“表演艺术家”说出的，小叶和铁梅只是在旁边友情嘲讽。包括那段著名的声音蒙太奇，把铁梅的煎蛋、吸尘、甩衣、刷鞋想像成暴雨、龙卷风和雷声，也可说有大大有“美化”家务劳动之嫌。《爱情神话》里三个女性争着和白鸽学护肤知识，以及邵艺辉作品里拥有美丽容颜的女性，也或可被看作是增强“容貌焦虑”的证据。
不过，如果这些缺点被认为是邵逸辉作品的本质的问题，那么其实她所面临的批评跟王铁梅所遭遇的网暴是一样的：她们并没有选择书写痛苦和沉重，而是选择书写快乐和自由。
自由作为目的
这让我们重新回到邵艺辉那本小说的前言：
“世上没有一件东西是她们格外想要的，也没有什么是她们不能奉献的，她们是如此自由，自由才是深渊，自由领导人类发疯。”
无论是奉献还是索取，相爱或是独身，生育或者是绝育，其实他们都是在社会学层面的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生活的目的。
换句话说，社会生活的具体样态其实都服务于一种更高的生存的理想状态，也就是自由自在的疯癫之感。如果一个人能够确立这种生活目的，她就可以把一切生活的具体方式——无论这种方式是结婚还是离婚，是奉献还是索取，是相爱还是独身——都转变成为一种自由自在的状态。
而且，她也拥有随时转换状态的能力。如果邵逸辉的电影和小说在社会学层面的批判力度不够的话，那或许是因为她对于偶然、自由、有趣的生命本真状态近乎疯狂的追求，超越了她对于具体的生活形态的批判的兴趣。
如果说邵艺辉的电影在社会学批判层面的批判力度不够的话，那或许是因为她对于偶然、自由、有趣的生命本真状态近乎疯狂的追求，超越了她对于社会生活具体形态的兴趣。
这也是为什么她的漂亮的女主们一方面是职业偷情者、一夜情专家、离婚妈妈这样“悲惨”的社会角色，另一方面又是充满了生命力的“有趣”的人。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邵艺辉并没有进一步反思这种法国存在主义式的爱情观的弊病：一个人是否可以真正的摆脱束缚和社会的所有的规约，去获得这样一种自由感？没有责任的自由是否真正可以带给人幸福？
但我觉得对邵艺辉作品进行这样的哲学批评，和那些社会学批判一样，都没有什么意义。
就如我愿意看到Woody Allen把那些只言片语的哲学思想，嚼嚼烂，配上一点爵士乐，揉到他那漂亮有热闹的纽约里，再喂给我一样，我也愿意看到邵艺辉让那些疯疯癫癫、痴心又浮浪的俊男靓女们，在上海同福里奔跑。我愿意看到她创造的这些美丽又有趣的好东西，一遍一遍又一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