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暗调都市，沉默表达

影片整体立足于都市人们精神上的疏离和孤寂描画，在这种专一的关注点之下，理所当然弱化了影片的叙事性，偏重于情感和语言的表达。电影是第七大艺术，拥有更为多维的表达，当情感和语言能够被认识的部分不足时，通过镜头语言、色彩、音乐来填充，在王家卫的电影中得到突出体现。
电影的主线是黎明和李嘉欣。黎明是一个杀手，李嘉欣是他的合作伙伴，两人基本上在同一间屋子出没，却互不相见，而在这样没有接触的相处关系中，也许是基于一种共同患难、相濡以沫的不安全感使两人相爱。（但他们真的谈起恋爱来，严格来说，是暗恋彼此却没有让对方知道，原因是王家卫电影的一贯母题——不想被拒绝，所以先拒绝人）
在李嘉欣出现在黎明家中为他打扫卫生时，用暗红色烘托一种暧昧气氛，在有限的空间内营造无限落寞黯淡的情感，孤独无限超越并模糊了空间的限制，也暗示她暗红色一样极致却隐忍的爱。这时候色彩已经不单单是美学上的意义，更是反应人物内心的不可或缺元素——抽象主义画家康定斯基认为：“一般来说，色彩直接影响到心灵，色彩宛如键盘，眼睛好比音锤，心灵好像绷着许多弦的钢琴，艺术家就是弹琴的手，有意识地接触各个琴键，在心灵中引起震动。”由此窥见色彩对整体艺术风格及情绪的支撑与奠基作用，《堕落天使》通过色彩烘托人物的情绪状态——以低饱和度的暗绿色、暗红色为主，营造一种现代都市落寞、寂寥、华丽、冷清的哀伤气息，前四分钟演员只字未言而落寞的情绪全染。
而落寞的源头，除去情感和精神上的孤独、边缘人群身份的不认同感、还有特定时代背景的产物——“世纪末”。作为时间的标识，应用于香港人身上，指的不单是全球性那种对20世纪即将结束普遍存有的焦虑与颓废意识，而更为明确的指向香结束英国租界历史而回归中国的历史事实，对于港人而言，“世纪末”意味着香港注定于1997年交还中国，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折点，怀旧情绪的产生应归结于香港人在这一时期产生的“世纪末”情绪。“它体现出对以往的一切发生深刻怀疑和巨大动摇，而对未来既充满想象又因不可知和难以把握而显得绝望、恐怖的社会心理特征”因此在电影中表现出极具后现代性的孤立感及其衍生的陌生、飘摇、不安的的荒诞感。
后现代是一个超越性意义，它代表的一种思维方式和理论观念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强调否定性，非中心化，破碎性，反传统性，不确定性，非连续性以及强调多元化和标新立异，对后现代特征的化用造就了王家卫电影一种独特的美学——偏执与自我的荒诞：《堕落天使》中不论是金城武强迫别人洗头，强迫父亲吃雪糕吃到拉肚子，还是杨采妮夸张的叫嚣着要寻找根本不存在的“金毛玲”，或是李嘉欣因为爱而不得而自我毁灭式的自渎和哭泣，莫文蔚雨中扭曲的体态狂奔，看似匪夷所思的行为，都是一种强烈沟通欲得不到满足后的爆发，积压过多后的爆发，便组成人难以理解的夸张和荒诞，甚至是怪癖，这种张扬的方式如同惊世骇俗的艺术品，别有一番荒诞之美，更具离经叛道的意味，拓展了美的界限，这也是荒诞的意义。

二、失语根源，自我设限
蒋勋提出，诗歌以比兴发出诗意的情绪，电影中同样有寄托之物。在工业社会或商业社会中，人们会以商品来寄托情感。王家卫的另一部电影《重庆森林》中的男主角爱上一个人，他会到超级市场去买一个凤梨罐头，罐头上写着二十八号到期，因为二十八号那天他认识了一个女孩子。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佐证了一种在商品里找到有意义的符号来代替情感的方式。除此之外，《堕落天使》中李嘉欣固执的认为“翻看一个人的垃圾，你不难知道他最近都做过什么事”，这也是一种将感性意义强加于商品的行为。在一个极度虚无（这种虚无源自人与人之间联系的削弱）、失语状态的世界中，一切沟通都是徒劳的和复杂的，所以才会抓住一个代表性的东西，哪怕以商品物质来代表形而上的、抓不住的情感。当然，这并不是说王家卫发掘了在失语状况中仅此一法，而是在一切应对失语的方法中，这是最能引起人们共鸣的、具象的方式。
在片中，金城武是“失语障碍”最突出的角色，因为母亲的缘故成了哑巴，失去语言以后采取的沟通方式，是近乎暴力的，尽管这种暴力在电影中被柔化和喜剧化了，但仍然是暴力，通过自我设限的“关怀”意义去度量他人的需要，类似于心智不成熟的孩子的无理取闹，夸张且不知所谓，盲目的抓捕一种偏见式的意义。这其中包含着什么呢？卡伦·霍妮在《神经症与人的成长》中“自我挣扎”讨论了这个问题，在婴幼儿时期而言，行为表现的决定因素中，生理需要的满足远比心理需要来得重要，那时“真我”还只在萌发状态中。他们行为的表现主要是依据“快乐原则”（Principle of pleasure），亦即主要由本能的冲动而决定，然而经由“现实”的感受或体验之后，“现实原则”（Principle of reality）乃与快乐原则相应而生。于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经验的累积，现实原则开始取代快乐原则而支配了“真我”。譬如，幼儿看到火可能会觉得新奇兴奋，因而（依着本能的冲动）伸手去摸它，但却被烫伤了。因烫导致“痛”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就是事实带给他的一个警告（以后行事的原则）——火是不能摸的。当真我开始表现和作用后，环境所加给他的影响，会改变真我抒发的方向与形式。在卡伦霍妮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到，金城武的“暴力”是因为他知晓自己的失语而采取的规避措施，是一种后天性，无可奈何的选择，这一解释同样应用于李嘉欣与黎明的情感纠葛中——“有的人是不适合太接近的，知道太多反而没有兴趣，我是一个现实的人，我知道怎样让自己更快乐”李嘉欣这句台词，也暗示了她所要“规避”的“快乐原则”。所以一切失语的源头，皆是自我设限和防御意识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