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食用完毕。导演知道自己探讨的是一个多么沉重的话题,所以在长达两小时又十分钟的片子里,前两个钟都绷足了气口,征用马戏团的滑稽,迪士尼的梦幻,红磨坊的艳丽,用远超一般喜剧尺度的夸张,捏成乍看之下变形到失真,以至产生荒诞意味的故事肌理。即将满溢立刻抽离,如欲破碎当即快进,以乐景写哀,以乐情写哀,以乐世写哀,直至其哀十增百增,直至其人无暇自哀而后人哀之,才令最后十分钟雷云龙御的抒情,一罄既响,天地收音。而我所怨恨的是,如果能把一切源头归咎于“家中乖女”的讨好型人格,如果能把一切讨论收束于“唱歌の夜莺”应该先学会自爱,止步于个体“向下的自由”该如何托举,唏嘘着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该多么幸福啊。当片中一切细节的残酷不再遮遮掩掩,或许并不完全因为我的年龄在增长,阅历有累积,而是那个落后于霓虹五十年甚至更久的,随着经济停滞避无可避的烂时代,正趸在身边挤眉弄眼哄然大笑,腐烂的口腔散发沼气——不能不懂不得不懂,意识到那瞬间,泣涕不能语。
一、昭和男儿与平成废宅
要穿透川尻松子小姐一生悲剧,不把她放到日本具体的历史语境里理解是不行的,所以第一组关键词,应该是“昭和”与“平成”。影片做成于2006年,除了摄影机视角·侄子阿笙成年于两千年后,是新长起来的平成废宅之外,松子小姐活跃的70到90年代(风俗业背景大致取自60年代),她周遭充斥着的,全是形形色色的昭和男儿,导演用稍显刻板的意象提摄,再现了两个时代截然不同的社会气息。这就是为什么片子里的男人老在面红耳赤大呼小叫,一言不合挥拳相向。有些观众不理解,觉得老师怎么像黑社会似的,男人怎么都狂躁症似的,但其实那就是当时主流社会所推崇的男子气概的拙劣外显。最理想的昭和男儿自然是宫崎骏笔下那些青如翠竹,直如劲松的“立派の样”少年们,再不济也应该是爱憎分明、专业能力过硬的半泽直树,但本片中的,却大多数是散发着阳刚之毒素,用高高在上的权威掩饰龌鹾内在的伪物:老师用暴力掩饰色情,作家用暴力掩饰平庸,混混用暴力掩饰懦弱,而承受这些大大小小的暴力,身心俱损遍体鳞伤的,却都是女人。松子是那个遭受性骚扰,还认为错在自己的下属,是被甩锅“有你在身边,我一个字都写不出”的女友,是一旦妨碍自由,就会被饱以“你再考验我耐性看看”老拳的情人。
但是啊,那样的时代对女人来说,看起来竟然……还不是最坏?就像混黑社会,老一辈似乎也总是显得更“温情”,更讲“规矩”。现在混饭吃的写手不会利利索索去死,而会腆着脸一直吸血;丈夫不会再有颇为充足的动机再出轨,而是不睡白不睡,能睡尽量多睡;踹掉包养的金丝雀,也不会再有那么体面和充满愧疚之心的分手了。不会再有挑剔职业心态的色情业老板,妓女在卖春同时恐怕就养着心爱却敲骨吸髓的牛郎;也不会再有忠厚老实,不在乎女人前尘往事的“接盘侠”,那是会被千“夫”所指,无疾而死的。被消费主义彻底解开道德捆绑的平成,充斥着“低欲望社会”和“无目的性的恶”一体两面的现实,看似被打趴下了的欲望底下潜藏着的,可能是更彻底的失控。每一次被打倒,都能勇敢站起来,即使从高处跃下,也无法松开求生的手,像动物一样只知道活,像天使一样只知道爱的松子,没有死于昭和时代的暴力,而是死于平成时代的恶意。
(平成十三年(2001年),松子被几个未成年夜游族用棒球棒打死在河边,她的手里捏着开往新生活的船票。而前一年末,震惊世界的邪典《大逃杀》上映,其后含金量逐年递增,或许可以从中窥见日本社会对青少年犯罪井喷的深层恐惧。2000年11月,日本国会通过将刑事责任年龄下调为14岁的决议,并加大对16岁以上刑事责任主体的处罚力度,法案自2001年4月生效至今。此题外话。)
两个时代看起来如此不同,却又一样东西一以贯之,那就是发达兴旺的色情业。部分观众不理解松子为什么总在不同的选择里选择那个更坏的,这是因为我们很难理解日本早已把买春卖春,视为寻常间事的文化形态。我们的家人在离家出走的女儿、姐妹回来借钱时,责备她不够努力,光知道伸手麻烦别人的内容不会是:“你是女人,怎么都能赚点钱的吧?陪酒女郎也好,什么都行”,言下之意没下过海,不能算真正山穷水尽走投无路,而普通穷困潦倒,但不是小混混的男人,也不会理直气壮喝令女友:“到浴池工作去,笨女人!至少拿点钱回来!”在这样的强势狩猎的文化基因下,条条大路通卖淫,“不同的选择”归根结底,也只得那一个。而讨好型人格的松子甚至连卖春,都只有在得到男人的肯定“你的身体很性感”之后,才有破釜沉舟的勇气。导演对女性心理的洞察……到位过头了。其中最让我不寒而栗的,却还是松子在“白夜”当浴池女郎时,短短不过两三秒的转场。上一帧,还是浓妆艳抹,卷发红唇的火辣御姐,下一帧,已经换成清纯可爱,装痴发嗲的女子大生。成熟应召女郎的时代结束了。老板可以笑笑“一不小心,就被时代抛在了后面”,便拎着装满钞票的旅行袋洒脱退场,而我,却看着近在咫尺的JK裙小白袜头痛欲裂。在导演的设定里,这场色情业的“地震”发生于上世纪70年代,我脑中嗡响着的,却是《女性贫困》《东京女子贫困》里呼啸的数据:“2000年以后,日本经济下滑……2004年,日本育英会被废除,大学助学金改头换面,变成徒有虚名,实际上以利息为收益的金融产业……学费持续走高,1996年1.2万日元的国立大学学费已经涨到如今的53.58万日元……家庭收入却从1994年的664.2万日元下降到现在的560.2万日元……2012年助学金的使用者已经占到大学生(昼间部)总数的52.5%……初中生和高中生以年轻为资本,像打零工一样轻松地涉足性产业……2005年开始,援助交际和卖身价格大规模持续下跌,想卖身的女性急剧增加,结果造成了价格急剧下降……成人片女优中出现演出费太低,根本不能维持正常生活的阶层……”自诩文明的日本现代社会最可耻的暗面,踏着气定神闲的步履款款而来,无可回避。
二、逃离与归宿
到今天或许也可以笃定“去爱吧,仿佛从来没有受过伤害一样”的时代结束了,至少暂时陷入封闭,就像不知什么时候,“故乡是男人的奥德赛,逃离才是属于女人的史诗”成为精神的风靡,但只要人们抛弃原生家庭,抛弃“出厂设置”里各种求而不得,改又无望的固定之后,依然渴望缔结由自己一手一脚打造的,崭新的亲密关系,渴望爱人与被爱,渴望雨天有人撑伞,生病有人照拂,渴望在耳鬓厮磨中发出满足的叹息,从心脏掏出狂喜的摇曳,那么松子,就不仅仅是虚无缥缈的“女人神话”,而有更积极的思考意义和普遍性。女人也是有乡愁的,其实也是有的。女人的乡愁,如果不能指向与原生家庭紧紧锚定的故土,如果没有了“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那就一定会对应着“女人三界无家”的诅咒(好巧,太宰治也说过这句日谚,和“生而为人我很抱歉”放在一起,还挺相配),发出强有力的,永不停歇的“此身如传舍,何处是吾乡”的质询。
因此,我不能责备松子没能擦亮“觉醒的眼睛”,拥有性格缺陷和认知局限,处理不好情感变故和生活边界,也不能责备她无法独自一人在世上生活,对情感的索取远远大于实际所能供给,认识到“里面是地狱(空荡荡的家),外面也是地狱(男人),既然两边都是地狱,那不如……”还孤注一掷勇堕无间的清醒的软弱,假如这一切都由父权文化塑造的话,最追根究底的,是我没办法否认一辈子颠沛流离,一辈子孤苦无依,想了一辈子,盼了一辈子,奢望的不过是有个人能在她说“我回来了”的时候,笑答“欢迎回家”的那份彻骨的孤独,和抵抗孤独的正当性。人与人之间的深度联结,正是千秋万载群居动物所不能拔除的本能。倘若爱是无邪,爱是珍稀,爱是奇迹,那么,一定是如今这个让爱难以降临,难以存身,难以善果,所有可能的爱人全都资质尽毁面目可憎的世界……哪里弄错了吧(啊咧,说了很中二的话呢)。
但导演企图将性别悲剧升华为人的普遍性悲剧的设计,确实弄巧成拙了,虽然那是可以理解的。他让侄子阿笙成为松子姑姑的踪迹追寻者,心灵相似者和精神肯定者,反倒更进一步让观众看清了,松子无法被性转,悲剧也无法被置换。比如说,同样从小没有被家人好好爱过,没有得到好的对待就长大成人,男人只能长成龙洋一,殴打别人,伤害别人,摧毁别人,成为那样的恶棍,女人才有可能长成松子,被人殴打,被人伤害,被人摧毁,却依然哼唱着爱与奉献之歌。再比如说,阿笙和松子再相似,被父母嫌弃,被世界抛弃,满身污垢躺进垃圾堆,成为“生而为人我很抱歉”的废物,他也不用去卖。他的女朋友再“指使阿笙干这干那,而我却什么都不干”,也依然支持他追求自己的音乐梦想,他也依然不用做家务不是吗?《百元之恋》没这么干,效果反而更自然。底层男女,倘若恶壤生花,不用比烂,更不必攀苦,已经足够可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