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见公众号“皎皎闲话二三事” ：她和她的明天
注：本文涉及剧透
...意大利电影《还有明天》由宝拉·柯特莱西自导自演，故事发生在1946年的罗马，在二战遗留的贫困和荒芜中，在国体公投激发的变革浪潮下，在家庭和婚姻的长久挫磨里，主人公迪莉娅面临着社会和生活的种种变动，也将在个人和群体的命运浮沉中做出选择。
迪莉娅的故事是众多女性故事的缩影，她的苦难、她的抗争、她的希冀为过去乃至当代的女性所共同经历，她所奔赴的明天也是属于无数个她的明天。
影片名为“还有明天”，为对于迪莉娅来说，明天是下一代，是自己的女儿，她的人生还有改变和拯救的余地;明天是投票开放的最后期限，也是她和千万女性表达自我和行使权利的重要机会。即使长久地陷于当下生活的泥泞，迪莉娅也在拼尽全力地逃离着过去，更在不遗余力地创造着未来。
已往不谏，来者可追。对于迪莉娅们来说，还有明天，即是还有希望。
...女儿往往从母亲身上第一次了解女人，也往往从母亲身上第一次窥见人生。
女儿对于母亲的不满和愤怒不仅是出于女性之间天然的相惜共情，还因母亲是自己能够看到和触到的最具象的未来，她的苦难是一道刻在眉间的皱纹，也是一道刻在人生路途上的覆辙。苦难和应对苦难的经验是在一代代女性间传递的最为牢固的遗产，而在苦难的制造者兼得利者的推动下，覆车继轨的戏码已经上演了千百年。
当迪莉娅因为看不惯准女婿的言行而委婉地劝告女儿玛塞拉重新考虑婚事时，玛塞拉感到好笑又不屑，反问一句“难道你就很会选吗？”顶得母亲哑口无言。和许多生活不幸的母亲一样，迪莉娅成为了女儿心里“宁可死也不要成为”的那种女人，这不是不爱导致的薄情寡义，恰恰是太爱引发的切肤之痛。
在女儿看来，母亲在家中任劳任怨，像奴仆一样伺候一家老小，却被家人轻视和虐待。她既心疼母亲在家中的境遇，也气愤母亲为什么逆来顺受地忍受一切。她是如此渴望母亲能够对这些不公表现出哪怕一丝一毫的抗争，而不愿自己在母亲日复一日的忍耐和沉默中提前明白“认命”二字的含义。
...对于电影中的这对母女来说，她们都面临着这样的选择:迪莉娅或许可以通过和初恋情人私奔来摆脱暴戾的丈夫和累人的家庭;玛塞拉或许可以通过和男友成婚来离开令人窒息的原生家庭。但在这种逃离的渴望之中，迪莉娅首先清醒了过来，她比女儿更早地看透了这种选择背后的局限和不可靠:如果女性的解放要靠依附另一个男人来实现，那这不过是将鸟儿从一个笼子关进另一个笼子。
对于电影中的这对母女来说，她们都面临着这样的选择:迪莉娅或许可以通过和初恋情人私奔来摆脱暴戾的丈夫和累人的家庭;玛塞拉或许可以通过和男友成婚来离开令人窒息的原生家庭。但在这种逃离的渴望之中，迪莉娅首先清醒了过来，她比女儿更早地看透了这种选择背后的局限和不可靠:如果女性的解放要靠依附另一个男人来实现，那这不过是将鸟儿从一个笼子关进另一个笼子。
当迪莉娅一次次发现女儿与其男友的相处模式与当年自己和丈夫热恋时如出一辙时，她便在这种时空交叠中感知到了命运的回响——这不是喜剧的开始，而是悲剧的复现。正因为过去的她也曾拥有这样的甜蜜，所以她才明白那些承诺和憧憬是多么地诱人，又是多么地虚幻。
...在对自己命运的回溯中，迪莉娅毅然决然地向女儿的命运出手，一向和顺忍让的她在相识的警察帮助下炸毁了准女婿家的咖啡店，彻底斩断这桩婚事，她宁可女儿当下痛苦，也不愿她在生活的磋磨和岁月的考验中逐渐枯萎。而她自己也将初恋情人的恳求和暗示抛诸脑后，在那个男人远走他乡后再也没有在他的修车店门前驻足。
对迪莉娅来说，她辛劳工作多年攒下来的一笔钱是她在丈夫和家庭的压榨下争取到的些微自主权，也是她为未来攒下的一份希望。在前往投票站的那个清晨，迪莉娅将装着那笔钱的信封放在熟睡的女儿床头，只是那不再是给女儿结婚准备的婚纱钱，而是圆女儿上学梦想的读书钱。从嫁妆到学费，钱的用途的转变也显示着迪莉娅内心的转变: 爱情和婚姻从来不是真正的逃出口，自由也绝不是将锁链由一个人交到另一个人手中。作为母亲，她要做的不是为女儿做一件最漂亮的嫁衣，而是要尽力给她插上一双羽翼，让她有知识和勇气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
...当迪莉娅好不容易从家事中挣脱出来，挤进了投票站的队伍，但她不知道，自己忙中出错，将选民卡不慎遗落在了家门口，也向丈夫暴露了自己的行踪。投票的队伍开始前进，迪莉娅四下翻找才惊觉选民卡已经不在身上，正在焦急无助之时，一只意料之外的手拍了拍她的肩膀——是玛塞拉。
在女儿拾起被父亲摔在家门口的那张皱巴巴的选民卡的瞬间，她便明白了母亲的决心和愿望，她要成全母亲去撕开黑夜的一道口子，她也将在这透进来的光下沐浴光明。从母亲将钱交给女儿，到女儿把选民卡交给母亲，希望由此传递，爱也终于完成了一个闭环。
“我们像情书一样攥紧我们的选票”
1946年，二战后的意大利在法西斯垮台后将进行全民公决，选出新的政党，意大利女性也在那年第一次拥有了投票权。6月2日，逾1300万意大利女性前往投票站，做出了历史性的选择。在影片中，迪莉娅投票是贯穿全片的一条最重要的故事线，也是推动她思想和行动变化的关键因素。
...得知妻子前去投票，迪莉娅的丈夫火冒三丈，气冲冲地去投票站寻找着妻子。但今日的迪莉娅盛装出席，即使她就站在离他不远处，他也没认出来。对妻子往日的寒酸简朴，他习以为常又嗤之以鼻，他从来没有想过，从他第一次粗暴地抹去妻子的口红开始，他就一步步将那个曾经鲜活无比的女孩变成了灰头土脸的女仆;他更不愿承认的是，妻子本就应该这样自信而闪耀。
在那个时候，投票前需要用唾液来密封信封，在工作人员提示口红印可能导致选票无效后，女士们毫不犹豫地擦去了自己的红唇。因为她们知道，在制度尚未变革之前，适当的退步是为了更大的自由。这一次，抹去她们口红的不是那些打着爱的旗号来占有和压迫的男性，而是那个敢于做主、奋力争取的自己。
...当迪莉娅投完票走出来，一眼就看到了一直在外面等候她的女儿玛塞拉，二人在人群中遥相对望，眼里满是欣慰和自豪。接下来的一幕依然沿用了电影多次出现的手法，演员无声表演，台词则由背景音乐来填补:迪莉娅紧抿双唇，但她表情欢悦，双手也随性地舞动着，背景音乐的歌词正好是一句“我甚至可以闭着嘴唱歌”。电影里多次呈现了丈夫让自己的妻子闭嘴的场景，而迪莉娅的公公也对自己的儿子抱怨儿媳最大的缺点便是回嘴，女人们不被允许表达自己的想法，更不能用言语来反抗男人。
在电影里，“闭嘴”代表是女性失权的处境，她们在家庭中沉默更在社会上失声，但是她们从来没有真正屈服，闭着嘴是因为这个社会、这个时代还未真正拿开捂住女性嘴巴的手，歌唱则是指无论身处怎样糟糕的境地，女性都将奋力歌颂自由。当迪莉娅和玛塞拉隔着人群相望的那一刻，母女二人实现了和解，更达成了理解。女儿不再需要跨过母亲的血肉来实现叛逃，而是能够望向母亲树起的那面军旗来向所有的不公开战，她们是血脉相通的母女，更是同仇敌忾的战友。
当迪莉娅的丈夫终于找到从投票站走出来的妻子，他几乎忍不住上前殴打她。但楼梯上来来往往的女人们突然停下来脚步，紧闭嘴巴，傲目注视着眼前的施暴者，直至将其逼退。这一刻，沉默不再是柔顺和服从，而成为了审判和控诉，像刀锋一样刺向从未遭受过这种凝视的男性，也刺向从未被质疑和挑战的男权传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