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坠落的审判》对我来说是一部不太好进入的电影，开篇女主在客厅和来访者侃侃而谈时，还以为这是一部作家访谈片。贯穿全片的主题曲《PIMP》突兀响起，超高的分贝加持下，原本轻快的爵士曲调也显得张牙舞爪，蛮横侵占着视听空间，对谈无以为继，女主只能和来客面面相觑。随后她们外出，碰见带着导盲犬散步的独子，导盲犬循着血迹找到坠楼的男主人。阿尔卑斯山的冬天上下皆白，雪地上的红因此格外刺目，当我尚未意识到倒在雪地里的男人是女主Sandra的丈夫Samuel时，庭审已经开始了。

本片的独特之处在于，落脚点是审判而非坠落本身。 “真相”本身并不重要，叙事核心在于审视嫌疑人女主是否具备作案动机。

女主由于自身的种种特质，使得陪审团的众人对她缺乏信任: 她打扮利落而气质冷淡，具有双性恋的酷儿身份以及多次出轨同性的复杂情史，加上德国出身的异乡人身份和并不熟练的法语表达，使得她在庭审过程始终保有某种局外人的疏离感，并处于被隔离、被怀疑的位置。

对非典型女性的刻意塑造，使《坠落的审判》在表面异性婚姻叙事之下，完成了一次对传统异性恋规范的酷儿化处理。审判的过程不仅是一次司法程序的展开，更是一场关于亲密关系与性别角色的道德审查。外界对于女主“动机”的揣测，深深植根于对传统婚恋模式的期待之中，当危机发生，系统会优先对亲密关系中的非典型女性群体进行拷问和审视。女主被迫反复辩白的过程是一次向内延伸的反思，不仅挑战了语言和叙述的边界，也揭示了亲密关系的脆弱，以及婚姻生活中的复杂和博弈。

随着庭审推进，丈夫生前与女主最后一次争吵的录音被作为关键证据呈堂，这段吵架戏也是本片最精彩的片段之一。录音中呈现的并非明确的暴力或威胁，而是长期累积的失衡：男主受困于事业的停滞、创作的焦虑、家庭分工的挫败，并流露出在关系中逐渐失去主体位置的痛苦。女主与丈夫的相处模式，因而不再只是私人选择，而被转译为她是否“应当为对方的失败负责”的道德问题。

本片在家庭分工与情感责任层面的性别意识尤为尖锐。丈夫所面临的困境——事业受挫、照料家庭、主体性受限——在现实中并不陌生，甚至恰恰是许多女性长期承受却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处境；她们的牺牲往往被自然化为伴侣成功路径的一部分。然而，当这种结构性失衡落在男性身上时，却迅速被体验为难以承受的挫败，甚至引发严重的心理危机。影片中，丈夫对自身处境的愤怒与控诉，并未指向制度或结构，而是转而投射为对妻子成功的怨恨。面对其情绪失控，女主冷静地将问题指认为“他的失败”——并非因为她的成功本身，而在于他缺乏自主支配时间与承受挫败的意志。这种回应将丈夫的困境从婚姻内部剥离出来，拒绝为其承担额外的情感责任，也迫使其指控最终回到自身的无能。

值得注意的是，丈夫本人在整部影片中几乎完全失声。他没有完整的自我陈述，只能通过他人的转述、证词和一段被剪裁的录音片段存在。而他生前在女主不知情时录下的争吵片段，是否曾被有意保留为对女主不利的控诉，这种阴谋论的叙事想象令人不寒而栗。影片中真正替代他位置的，是那只始终沉默的狗。孩子在作证时提到，父亲曾将自己的处境比作那只狗——被照料、被需要，却无法真正参与关系的决定。

不过，孩子的证言也不再承担还原真相的功能。“视力障碍”仿佛是对孩子立场的隐喻：他未曾目睹父亲坠亡，无法掌握完整事实，所能提供的只是自己选择相信、也必须相信的那部分现实：承认父亲的脆弱与悲伤，明示父亲存在自戕倾向，同时以这种叙述方式，为母亲撤销“明确的杀害动机”。这并非司法意义上的证词，而更像是一种生存策略下的叙事选择。

当最后女主胜诉并回到家中，躺在沙发上休息时满脸疲惫，这场胜利来得异常艰难，却没有任何奖励。当原本私密的婚姻细节被迫置于公共空间反复放大、拆解和讨论时，浪漫爱所依赖的叙事迅速瓦解，婚姻生活的琐碎、失衡与挫败被赤裸裸地暴露出来。已经无关乎事实真相和过往相处细节，只有一次又一次选择性剪裁的叙事，它们将情感与回忆解离。那只象征丈夫的边牧跃上沙发，安静地躺在女主人身边，仿佛是维系家中温情的最后一根细绳。这又让我想起了《面纱》里丈夫对妻子无奈地控诉：“最后死的却是狗”。死亡并未带来和解，只剩某种怅然若失。


1.2记于广州


（本文部分参考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