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必须承认,观影过程是愉悦的。布鲁克林的街景、时尚公司的办公空间、角色的穿搭,都美得像一本高级的生活杂志。配乐轻快,节奏流畅,德尼罗和海瑟薇的表演也很不错。当然尼德罗演得要更加张弛有度,收放自如,演员之间的化学反应让这个原本有些悬浮的故事拥有了可信度。

在看之前我一直以为这部电影是像《穿普拉达的女王》那种励志片,安妮海瑟薇是那个实习生。看了开头才发现竟是反过来的。这样的设定也很有意思,于是我开始期待一场新旧观念、工作与生活哲学的精彩碰撞。传统经验在互联网时代究竟还适用吗?年轻女领导与年长男下属怎么相处?

可是越看我越觉得有点怪怪的。
本被塑造得近乎神明——他永远得体、从容、睿智。他的西装一丝不苟,他的建议总在点子上,工作上是得力助手,情感上是万能导师。甚至能化身特工,帮朱尔斯删除她不小心发给母亲的尴尬邮件。他没有成长弧光,因为他出场即是“完人”。他的存在,仿佛就是为了拯救和指引。

而朱尔斯,作为一家飞速发展的互联网公司的CEO,电影却将大部分镜头给到了她的生活侧面。诚然,创业者会累、会哭、会疲惫,这很真实。但问题在于,电影过度放大了她的私人情绪与困境,却不去展现她作为决策者的魄力与智慧。

我们看到她因为丈夫出轨而崩溃,看到她因平衡不了工作与家庭而焦虑,看到她像个迷路的小女孩一样向本寻求安慰。她的职业性,被稀释在了一场又一场的生活危机中。她的强大,更像是一种剧情需要时才亮出来的设定,而非贯穿始终的人物底色。

本的完美绅士风度,成了一种对性别议题的消解。他作为一个完美的男性象征,安抚并“拯救”了这位陷入困境的女主角。这无形中传递出一个令人遗憾的信号:一位卓越的女性,最终仍需借助一位完美男性的指引,并与传统家庭价值达成和解,才能获得内心的平静。

我一直在等待一个时刻——朱尔斯能完全依靠自己的商业判断和内心力量,做出一个艰难但闪耀着主角光辉的决定,但电影把那个最高光的时刻,让渡给了她对家庭的妥协。

...

一个疑问:这部名为《实习生》的电影,主角究竟是谁?这场看似双赢的成长,到底成全了谁?

表面上,朱尔斯·奥斯汀是绝对的核心。她的困境如此真实,足以让无数观众心生共鸣。可是她的所有危机,从公司需要聘请CEO,到发现丈夫出轨后的情绪崩溃,其解决方案,似乎都交到了本的手中。她是问题的提出者,而本才是那个拥有标准答案的解题人。她的高光时刻,全部伴随着本的智慧点拨或暗中相助,这导致朱尔斯的角色弧光被削弱了。

那么,主角是本吗?从戏份比重和情感投射来看,似乎是。他是闯入者,是观察者,也是最终的拯救者。他带着旧时代的优雅与体面,用他的皮箱、他的西装、他的人生智慧,与这个混乱而高速的现代世界形成鲜明对比。

但问题在于,他太完美了。他几乎没有缺点,没有内心的矛盾,也没有真正的成长。他的角色功能大于角色本身,他是一个完美的NPC。他的存在,就是为了倾听朱尔斯的烦恼,给出恰到好处的建议,用他稳定、可靠的父辈形象,修复朱尔斯生活中的所有裂缝。观众无法代入他,因为他不是一个真实的人,而是一个我们所有人都渴望拥有的“理想父亲”或“完美导师”。他是对“成熟”的一种浪漫化想象:年长即意味着智慧的完满,意味着情绪的绝对稳定。这固然令人向往,却也太过单薄,缺少了人性的层次与细腻。

其实电影的真正主角:或许是一种“和解”的愿景。本代表着一种过去式的完美方案:耐心、稳重、人情味。朱尔斯代表的“现在进行时”的混乱与压力。电影构建了一种依赖关系,让本的Old School价值观最终逆袭成功,赢得了现代世界的尊重。这本身是一个极好的切入点,可是这部电影却剥夺了女性主角的自主性,显得不那么真诚。

想到两位主角的咖位,我突然觉得,“当惯了主角,谁也不想退居二线”也许是导致这部电影角色失调、主题涣散的一个关键因素。一种番位癌。这不仅仅是谁戏份多的争夺,更深层次上,是主创太贪了,两位闪闪发光的大咖,似乎哪一位退居二线当了配角就是一种损失,他们舍不得,结果最后作品像是精神分裂般别扭。

制片方显然看到了两个极具吸引力的卖点:
一个新奇的设定:年过七十的退休老人给二十多岁的时尚女CEO当实习生。这本身极具戏剧张力和喜剧效果。
一个时代议题:精英女性的工作与生活平衡困境。这能引发最大程度的社会共鸣。

于是,一个完美的商业方案诞生了:我们做一个“双主角”电影!让罗伯特·德尼罗这样的老戏骨来承载喜剧和温情,让安妮·海瑟薇这样的明星来嫁接女性议题和时尚元素。这样既能吸引老年观众,也能抓住年轻女性,覆盖面最大化。

然而,这种精明的拼盘思维,直接导致了角色功能性的错乱。本和朱尔斯不再是两个活生生的人物,而是变成了为满足不同观众预期和市场需求而存在的工具人。这才是最核心的悖论。电影在宣传和表面上,无疑将朱尔斯塑造成一个大女主,她创立了大公司。但在叙事内核里,编剧却不敢赋予她真正的大女主弧光。

一个真正独立的女主,她的核心冲突应该源于内心,她的成长应该通过自我觉醒来完成。她可以接受帮助,但决策和救赎的主体必须是她自己。

但《实习生》的剧本做了什么?它将救赎权从朱尔斯手中夺走,移交给了本。

事业危机?是本用他的人生智慧开导她,并身体力行为她偷电脑。情感危机?是本作为父亲般的倾听者,在关键时刻点醒她,最终推动她接受出轨的丈夫。

这就造成了一个极其尴尬的局面:电影试图讲述一个女性强人的故事,却无法信任这个角色有能力自己解决难题。 它安排一个完美的、无所不能的男性导师来赐予她智慧和安宁。这是一种叙事上的怯懦,披着进步外衣的保守内核。

而为了维持这种别扭的结构,两个角色都必须做出牺牲。朱尔斯不能太强。如果她太强,太有主见,本的导师功能就没法体现。所以她必须时常流露出脆弱、犹豫和迷茫的状态,为本的介入创造机会。本不能有缺点。如果他有自己的私心、明显的性格缺陷或成长困境,那么他“人生导师”的纯粹性和可靠性就会被打折扣。所以他必须被塑造成一个近乎圣人的、功能性的“NPC”,他的个人故事线,如约会女按摩师也显得轻描淡写,一段证明他宝刀未老的彩蛋。

最终得到了一个奇特的结果:两个主角在番位上平起平坐,却在叙事上互相削弱。 朱尔斯失去了真正的成长,本失去了成为有血肉的人的机会。电影谁都想讨好,结果却让核心主题变得模糊不清——它到底是想讲一个传统智慧拯救现代混乱的童话,还是一个女性在困境中自我找到平衡的故事?
番位癌已经成为一种行业通病。到了一定的咖位便不能给咖小的人做配。创作不再服务于故事的完整和角色的真实,而是屈从于明星咖位、市场分析,观众只会越来越多地看到这种看似强强联合,实则相互阉割的拼盘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