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副排级以上授/衔的女/军/官4665人，占授/衔军/官人数的0.82%，其中女/将军一人。在总共11万女/军/人中，有10万于授/衔之前离开部队。
在此后的生活中，她们继续担任着不同的社
会角色，融入了茫茫人海中……


“姐妹们，你们看”
这是电影《八女投江》(1987)中的片段，影片再现了抗/日/战/争时期8位女/军/人真实的斗/争故事，她们所代表的女/兵形象曾感动了无数的观众。女/兵，这个飒爽英姿的字眼给部/队增添了一道别样的风景。一路走来，直到建/国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女/兵人数一路达到了11万。

然而，这11万女/军/人却有一大批与之后1955年的首次授/衔擦肩而过。

刘玉琴（82岁）：提前就说可能有这么个举动，女/同/志们都要脱/军/装了，部/队要整军，不要那么多女/同/志了。人们就琢磨了，说你看快授/衔了，咱们也完了，不给咱们授了。

刘玉琴1943年入伍，此时是军/委/装甲/兵第一坦/克-学校的工/程/兵，当时还不满30岁的她，一时还搞不清楚跟随部/队十几年，为什么偏偏在军/人授/衔前夕，要让她们这些女-兵离开。不仅是刘玉琴，此时在高级防/空学校任教员的凌泽芝也听到了这个消息。

凌泽芝（75岁）：说实行军/衔了，女同志那时候说的都没道理，现在想起来，大肚子还带军衔，多难看，说女同/志统统转业。

女军-人要在授/衔之前离开部/队的。在部队里不胫而走，人们都在观望猜测着。
1954年的一天，装/甲-兵第一坦/克学校开会正式通知。根据国防-部颁部的决定，现役女-军人一般不参加授/衔，要求做复员转业处理。

刘玉琴（82岁）：开会去，都去了女同/志们一传达，哦，这么回事，哎呀，说坏了，咱们怎么着，这怎么着，这脑子都乱了。

虽然早已听到，可能离开部/队的消息。真正面对离开时，刘玉琴一时间还是不能接受。在之后，第一堂课学校干部部再次传-达命令时，刘玉琴的情绪终于爆发了。

刘玉琴（82岁）：我火了，我说，那你们先脱，我记得那个干部/部干事叫什么水生，跟我谈，我说你先脱，你脱了我跟你走。没给你下命令，那就不对，男女都是一样的，为什么不给你下命令，给我下命令，我说。后来我记得我们干部部长找了我说了几句，我说不行，你脱，我就跟他杠上了，也挺熟悉，他爱人跟我们一个单位呆过，我说，你找姜玲同志，你叫她脱，她脱了我脱，她不脱我也不脱。后来我们都转业走了。

凌泽芝：就是所有的女同志都要转业，原来我们参军没多久就说了，要树立永远是战/斗/队/的思想，准备穿军/装进棺材。我记得很清楚这个。我说我们倒是树立了这个永远是战/斗/队思想吧，也想穿军/装进棺材啊，可是现在，部队不要我们了。

徐平（男，研究员）：说是学苏/联的经验，说苏/军呢，他们就认为，女同/志这个，不适合在作-战部队是吧。而且呢，当时苏/联顾问还说，这个苏/军的女尉/官，就只有几十个，就很少。

女兵：他们还说哎呀，人家苏/联，人家整得特好，女兵特别少了，很少，寥寥无几了，人家有的都去当理发员了。当这个去，当那个去，我说苏联是苏——联，社会制度不一样，他们爱怎么着怎么着，咱们有咱们的（具体情况）。

研究员（男）：那个要求女军人离开，跟那个我们的，精简整编有很大的关系，应该说很大关系，不能说光是因为授/衔。因为我们建/国以后，刚建/国的时候，我们的军队达到550万。那么大规模战/争结束以后呢，就要求缩/减军/队的员额，支援国/家/建设，对吧。因为大规模战/争结束了，就不需要那么多，呃，就不一定要保障那么庞大的员额了，国/家也承受不起。

离开部/队，也许是女兵们从未想过的问题。她们在不同时期穿上军/装，有着或长或短的军龄，但她们同男/兵一样，经历了部-队带给她们的一切或甜或苦。军/人生涯已经深深烙印在她们的心中。就连刚入伍时的喜悦，也如同发生在昨日一般亲切可见。

“女子卸红/装，一起背上枪”
1943年，18岁的刘玉琴就是唱着这支歌来到了向往已久的部队。

刘玉琴：高兴得一晚上睡不着，一会儿摸摸军装，睡不着，一会儿再看一看，一会儿戴上帽子，也没镜子，老乡家没镜子，在水里照照，就觉得挺好，挺美。穿上军——装的喜悦，在那个年代的女兵中蔓延着。她们远离家乡，带着中/华儿女的热情，奔向祖/国各地。
刘玉琴入/伍的那年，王朴已经是有着两年军龄的抗/大老/兵了。
女兵：因为我们高校毕业了，听说要招/兵，我们一群人，就自己偷着都跑来找去了，跟家里人也没商量就去当/兵去了。

即便是自己上门报名看军，女孩子当兵，却还是费了一番周折的。毕竟自古行军打仗被看作是男人的责任。

王朴：这前边据说的时候，人招抗四/团，不是招这附中，抗/四团是招男的，不要女的，女的不是打/仗不行吗（放屁），呃，不愿意要女的，后来人们不干，那女孩子不走，那会是全民抗战，工农/兵学上一起来救亡。说女孩子不是一样一样的打仗，一样的上前方，就非要当，后来领导看着不招也不行，觉得这女孩子也有用，也挺能干，就招了，终于争得了当兵的条件了。

如愿当兵的王朴在入伍后不久，遇到了1941年秋季，日军对冀东进行的大扫荡。这次扫荡，日军共动动员了5个师团，6个旅团，7万多兵力，企图通过所谓点线战和铁壁合围的战术，一举荡平北越根据地。情况紧急，为了保存实力，部分部队准备向冀西转移。然而，分割冀中和冀西的平行铁路早已被日本军队占领，要转移，必须要通过敌人严密的封锁。这时的王朴就在转移的人群中，刚刚入伍的她经历了生平第一次的生死考验。

王朴：日本这封锁很严，他那个铁路两边挖着沟，怕你过，结果就是挖着，挖着口子就那么过，下去的话也容易，上去也不容易。我们都在那个路边上趴着，等着机会过，结果正在趴着的时候，日本打炮了。正好我们都是趴边的时候，我打的在左边，那会儿我不知道受伤，我就知道闻着股儿药味，蒙蒙腾腾的。后来一看，裤子鞋里都流血了，就知道受伤了，受伤以后才觉得疼了。后来我做手术的时候，用探针探，疼不疼疼不疼，局部麻醉，绞着这个咯吱咯吱的我都听见了，但是探不到底，不疼，没疼，后来就上药，弄上纱布，就长死了。

就这样，那时击中王朴左腿的弹片，一直未曾取出，就像一个印记，记录下了，当年那个18岁的姑娘所面临的，轰炸，负伤，甚至还有死。

王朴：我手上拉着一个小姑娘，叫刘桂娟，多抬不起来，我拽她，也不起来。我说，我们活着的，还挺想她们的。我们挺好的了，她们没有了，什么也没看见。

这是穿过封/锁线后，王朴在冀西生活的地方。由于敌/人的扫荡，加上物质的匮乏，王朴和战/友们在这里度过了一段异常艰苦的岁月。

王朴：我是管伙食的，我那会儿就入党了，一个班里头一个盆儿，都是盐水，飘着几个萝卜皮，共/产/党/员不能挑好的吃。要让别人吃，你也不敢吃，就用那小勺，撩几勺盐水吃了就算了。那会儿一个心，把日本打跑，盼着日本人打跑，打跑日本人，回家。可听话了，没别的，只要是打日本，什么都干，哪去都行。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中/国的抗/日：军/民沸腾了。为了抗日背井离乡的军人们，在远离故土的某个角落，尽情的享受胜利的喜悦。入伍已经两年多的刘玉琴生平第一次品尝了狂欢的滋味。

刘玉琴：中午在胡合营，在辛集那边一点，就石家庄东边一个大镇子，胡河营村驻军的时候，我们全体都在一个大院子里，那会吃饭，什么也没有，就是一个大洗脸盆，里头是菜，每人一个桶。盛上一勺饭，舀上一勺菜，蹲在那吃着，到家吃着说，玩着，乐着。突然来了一个通讯员说，捷报，捷报，高兴的一蹦一蹦的，说，念念念念，说日本无条件投降了，人们都不吃了，把筷子这么一甩一扔，走，上街去，说大家上街去，拿着锣，拿着鼓，唱着敲着，扭着秧歌，就上街了。

欢天喜地的刘玉琴此时并没有想到，4年后的一天，有一件更令人激动的大事件在等待着她们。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一年的12月4日，南宁解/放。还在上高中的凌泽芝发现进城来的解/放/军是那样的亲切，他们身上的一切东西都是那样新鲜，而且具有诱惑。

凌泽芝：那时候就觉得，见了解/放/军特别亲切，特别亲切。再一个呢，我们就觉得好像挺时髦的，跳舞，扭秧歌吧。那时候没扭过秧歌，解/放/军一来啊，那时候，其实啊按理说，十七八岁当大姑娘也不应该那样，在街上看见一个解放军，就给他拽到我们学校教扭秧歌，那时候就反正是就特别迫切，想扭秧歌啊什么的。

凌泽芝自小成绩优异，考大学一直是她和母亲的愿望。此时的她已经被念到了高中三年级，但就在此时，部队清新的氛围感染着她。终于，她作着一个对自己的人生有着转折性意义的决定。参/军。

凌泽芝：我妈说不行。多辛苦啊，因为那时候，没那么多房子住啊，女的都住在楼上，有的男的就拿那个草铺着，因为南宁不太不冷，就住在那个我们叫旗楼，在旗楼底下，说不行不行，那叫什么呀，就住我们旗楼底下跟那要饭的差不多，不行，说什么也不让我去。也许是机缘巧合。此时，正值军/政大学招生之时，参军心起的凌泽芝便毫不犹豫的报了名，如愿当了兵。凌泽芝的家境优越，参军后部队生活的艰苦，是她没有想到的。同时，母亲和姐姐仍然一心要让她回家。

凌泽芝： 我姐姐她们就想办法让我回去，说，哎呀，现在我们，你看每天我们吃白切鸡什么多好就好啊，有时候吃这个吃那个，老想拿拿这个来引诱我让我回去，我心想，我那哪能回去，我参军了，光是吃的好有什么用啊。

半年后，林泽芝从中南/军/政大学广西分校毕业。然而，在毕业去向中，她并未如愿被分配到西北地区。这一次，她闹起了情绪。

凌泽芝：然后我们就欢送到西北去，回来就闹情绪了。好像我们校歌里头就有那个话，“哪里艰苦到就到哪里去”，还有一个，反正就是说，我们就要求到连队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那时候觉得西北是最艰苦的。所以为什么不让我们到那去。

在那个万象更新，百废待举的年代，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是那群年轻人对祖/国召唤最好的响应，她们依然热情勇敢，她们的热情印上了那个时代深深的烙印。远离了战火和硝烟的他们，用另一种方式去诠释军/人的意义。一路走来，部队见证了女/兵/们的勇敢坚韧，女/兵：们也把最美好的青春热情留在了部队。
而当军/人准备迎接属于自己的盛典时，女/兵/们却要在此刻远远的走开。

刘玉琴：你们看着大绑带，现在已经是六十三年了，这是当兵时候发的绑带，一个腿一个，多沉。
刘玉琴一直珍藏着这条年轻时用过的绑带，这个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绑带，就像一位老战友静静的诉说着离别时的伤感。

刘玉琴：脱军/装不愿意脱，因为对军/装的感情挺深，挺爱惜这套军/装。一脱心里就不是滋味，想掉泪，就再穿不上这套军/装了。

然而，当年不管她们有着怎样的不舍与留恋，服从却是离开最好的理由。

刘玉琴：命令啊，军/人服从命令为天，这必定得服从，又是老/党：员，又是军/人，组织怎么说怎么办，服/从组/织吧。

凌泽芝：就是服从，服从就是军/人的天职，那没有什么可说的。

服从是军/人的天职。当年的这些女/兵没有其他选择。然而，面对离开，她们又将何去何从。

凌泽芝：就有这个三个选择吧，一个是转业，一个是穿蓝衣服，一个回家当家属。

在三个选择中，穿蓝衣服实际上指的是继续留在部队，但是并不享有军/人待遇，不能穿军/装。

研究员（男）：还有一部分人。脱军/装。但是脱军/装不离队，还在部/队，脱军/装不授/衔，他们叫工/薪/制职员

王朴：像我这样组/织上照顾，觉得还有用的，到幼儿园帮着搞去吧，我到幼儿园帮着搞，我帮人家，人家帮我，我也不会。

转到部队幼儿园的王朴，从此从一名抗战时期的老兵转型成了留在部队的工/薪制职员。但是，无论怎样，能够继续留在部队的她仍然觉得满足。在男兵们依旧操练的口号声中，女/兵们却已经开始为离开做出各自的选择了。而此时的女/兵中，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做部队里的便衣职员。

凌泽芝：蓝衣服我也不会选，为什么呢，我说在部队，我就要穿军衣，蓝衣服干什么，对不对，所以呢，我头一个，我就是因为，原来我就有这个想上大学这个要求，我说，要这样，不在部队，我就干脆就是转业。

刘玉琴：我当时想着，我说转业行，反正是不复员，复了员，当老百姓去了，这玩意儿不行，怎么弄啊这。组/织上找我谈话，说你身体不太好，要不你复员吧，转业到地方，挤公共汽车来回跑什么的。我说不，我出来打日本救中国，出来参加革/命来了，我不能围着锅台子转去，我不走。

当年，离/职调令结束了刘玉琴十几年的军/人生涯。然而，在转移到地方后，刘玉琴仍然穿着没有军/衔的旧军/装，也许在某个时间，会有身着新式军/装，佩戴军/衔的老战/友，从她身边走过，也许她的穿着已经表明她只是个曾经的老/兵。然而，她依然执扭的穿着那身旧式军/装，一穿就是半年。这些女兵是以怎样的心情离开部队，如今的人们已经无法体会。离开部队，这些女兵们走向了各自不同的命运。复员，转业，对于她们来说是全新的，甚至是陌生的。早已习惯部队生活的她们，在走向社会之初，多少还是有一些格格不入。

女兵：刚转业的时候发了钱，不会买衣服，到重庆街上买衣服，这多麻烦，买什么衣服，发什么穿什么行了，我不会买。那个时候觉得军/装好看，反正穿什么都觉得别扭。

凌泽芝：怎么那么啰嗦，那时候，你想在部队啊，吃饭连碗都不用拿去，那都有，吃完饭也不洗碗。这下子叫我去领饭票，食堂，我说怎么那么啰嗦，还有没见过那么多的钱，就，这怎么弄的，这个，就觉得特麻烦，以前在部队多少年了，5年了。

1956年，凌泽芝考入大学，圆了自己的大学梦。而此时，全国大多数的女/军/人已经离开部队近两年。在一切喧嚣过后，她们开始了各自新的生活。王朴一直留在部队的幼儿园。在西南军/区撤销后来到北京，刘玉琴转业到北京同仁医院，像大多数职业女性一样奔波于单位和家庭之间。


回忆吧，回忆那值得纪念的往事，和值得纪念的人们，他们会给你前进的力量。

那时候就没有军/衔了，是摆着个符号。

几十年过去了，这些当年意气风发的女兵已经变成步履蹒跚的老人，偶尔她们还会翻阅内时的记忆，翻阅那个关于军/队的记忆。尽管在她们离开时，耳边响起的是战/友们授衔的军乐。尽管那时的她们只能在军/乐声中默默离开。

凌泽芝：我觉得在部队5年，到现在我觉得还是挺好的。有一次我们到那个教育部，到教育部去演出，结果那次去的最早的就我们俩人，那个人也是部队下来的，离休的。后来我就说，你看在部队待过人就是不一样。

王朴：我现在觉得很幸福，特别是跟过去那些牺牲的人比，我觉得她们很可惜，日本人打跑了，我这个一切问题都满足了。

刘玉琴：这一辈子回顾这60多年快70年历史，都觉着还是挺幸福，我也没说害怕这个害怕那个，没害怕。当了兵就是把生死置之度外，其他的都是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