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变的体验是，依然觉得剧本在大体方向上是聪明且新颖的：老白的男性视角其实是非常妙的切入点。一方面，老白望向女性角色的目光不乏有欲望的成分，渴望得到爱的回应（以抚慰自己在失败婚姻中受挫的男性气质），这构成了一种典型男性叙事的先声；而另一方面，摄影机又并不遵循这样一种欲望化的目光，他的这种欲求也频频地在三个女人那里碰壁，“爱情”被架空为了所谓的”神话“，”降格“为了一种并不实存的叙事，这就否定了一种先设的、理所当然的男本位爱情叙事（与之对照的，本作同时也给出了另一个颇具当代气息的、去性别化的年轻人爱情样本）。于是本片也得以跳出这种窠臼去围绕另一条路线，也即更为轻盈异性友缘关系，去构造这样一个处于都市一隅的小剧场。老白作为中年单身男性的自卑与焦虑，与几位女性角色的爽朗和坦荡（不让他赔鞋子，大方买下他的画，帮他策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里，没有一个女性角色是作为回应男性欲望的客体而存在，而是构成了一个个难以捉摸的，鲜活且游离于视线之外的个体。以餐桌戏中那场”三个女人一台戏“为例，幽默风趣的同时，颇具有戏仿/解构传统叙事中的“雌竞”的意味，并且这种假象很快地在一拍即合的友谊下不攻自破，要说它有什么真正“灵”的地方，莫过于此，而不是一些， 在一些精心设计的场景（比如美术馆那场试图玩弄光影的戏）中随机抖落女性主义段子，以漫不经心地口吻说出来却又肉眼可见地带有打磨的痕迹，这样的“灵”却是有些尴尬的。但不论如何，邵艺辉编剧的确做到，给许多男性创作者示范了应该以什么样的姿态去写非性缘的男女关系。
...或许更为严重的问题/内在矛盾是，一方面，导演声称这是“一小部分人的真实生活”，并且给出了诸多像模像样的场景拟真条件：像模像样的上海话，西餐和咖啡，窗边的钢琴手，洋人租客，在横移镜头里展开的上海街巷；总是从对话中无意抖落的一个个艺术品和名牌的菜名，构成一种符合都市小资的谈资，角色们不俗的背景也符合人们对于中产精英群体的印象。没有人会否认邵艺辉市井观察的精确性（毕竟它的确收获了诸多上海人的共鸣，不是么），然而私以为，这样煞费苦心的拟真恰恰远离了一种属于电影的物质真实，就像那场中无人动筷、仅有小酌与甜品的餐桌戏，以及那些总是被一笔带过的劳作（画画、做饭、击鼓）场面，五彩斑斓的街巷与咖啡店，更像是剧场中的背景版，人们在背景板前交谈，却鲜少与环境发生知觉意义上的互动。
...对此，我们可以看看另外一些作品是如何做的：侯麦《夏天的故事》（Conte d'été, 1996）中，Gaspard独自在旅馆里弹吉他，背景里挂着Oasis的专辑海报，导演为我们呈现了一整段干净的音乐时间。在苏珊·塞德尔曼《神秘约会》（Desperately Seeking Susan, 1985）里一场Roberta追寻Susan的戏中，我们可以看到她与路人交谈，头发被风吹起，被太阳晒得刺眼，八十年代的美国街头图景以一种别样的方式呈现于视野，相较之下，《爱情神话》里的人物似乎总是孤立地行走在街道上。人们批评本作“虚浮”，并不是因为它刻画了一群生活在空中楼阁里的中产阶级，而是因为它缺乏物质意义上的时间性，缺乏它自认为有的烟火气，即使有实景为其真实性背书，它也并没有给出一种拟真以外的“真实”，给出一种令人信服的生活。
......有更多人将本作与伍迪·艾伦的系列“中产自反”型作品进行类比，的确，相比于侯麦的法式情节剧传统或者更离谱的洪常秀，伍迪·艾伦是一个更合适的类比对象，邵艺辉和他拥有更多表面的相似：小资的氛围，幽默的台词，不痛不痒的中产阶级自嘲，相比对话的场所（物质性）更注重对话的内容，等等。然而，伍迪·艾伦最好的作品（《安妮·霍尔》《西力传》）始终带有一种煞有介事的荒谬性和从自身出发的自反性，不言自明地落脚到一种深刻的悲伤上去。而在以“再现一部分人的生活”为宗旨的《爱情神话》中，再现的执念本身便已构成了自反的掣肘，流于一些表面的自嘲，在此意义上，老乌与老白的互相攻击，与《午夜巴黎》《开罗紫玫瑰》中人物空想破灭的时刻本质上是同一种对于人物的直白批评。
或许，邵艺辉自始至终都不打算掩饰魔都土著中年生活的空虚与庸俗，只是写它并拍摄它，于是，《爱情神话》更像是一个假装有生活气息的悬浮剧场，或者，一部患上了场面调度多动症的电视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