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万玛才旦导演去世的周末看完《气球》，感觉像是坐了一趟长长的颠簸的火车，一身疲惫地前往某种“所在”。这种“所在”起源于2020年电影上映时看到的海报，鲜红的气球借位漂浮在女人的腹部，犹如膨胀的孕肚。本片一小时四十分钟的主旨即与此有关。
即使不看海报，在影片一开始即出现的，小孩“从枕头下面拿的”避孕套气球、男主达杰借种羊的场景，都明示了本片的主题：繁育。当然，此时表象的叙事内容只是“羊的繁育”，但羊与女性在本片的相似性，其实在开篇处即埋下了伏笔。
羊的故事结束后是学校的一场戏，香曲卓玛在等待一起回家的侄子汪洋时偶遇了此前有过感情纠葛的德文加老师，后者向香曲卓玛赠送了自己写的名叫《气球》的书；随后达杰的妻子卓嘎来到医院找女大夫周措预约结扎手术，男大夫先是引导卓嘎跟自己述说病情，在得到拒绝后又作为男性非常自然地代为向周措交代卓嘎的来因，行使着自己在医院空间中“理所应得”的话语权。
在卓嘎与周措的谈论中，男人的性功能与羊肉绑定，是不需要在公共场合予以遮掩的话题，与之形成对比的则是卓嘎对节育环和安全套在公共语境中被说出口时的羞耻心。同时，借由卓嘎与周措大夫谈论时那明显的第三方的凝视视角，你会并不偶然地发现，无论是妻子卓嘎、村里的男医生所讲的周措大夫、汪洋的婶婶香曲卓玛，在初次出场时都是“谁的谁”，而不拥有一个自我的身份。怪异于此流露。
这份怪异很快得到了解答。卓嘎回家后的晚饭是汪洋、卓玛与家人的大团聚，天然地作为一家之长的爷爷命令孙子关闭播放试管婴儿新闻的电视，却对点酥油灯和给寺庙捐款无比热衷，也对奶奶转世到自己家汪洋身上的事津津乐道。而其判断汪洋是奶奶转世的标志，仅仅只是汪洋的背上有和奶奶一样的一颗痣。
在随后的梦境画面中，汪洋的痣是假的，他揭下了假痣奋力奔跑于草场沙山。旧的怪异被解开，新的怪异再次浮现出来：作为长子的汪洋，他被以汉族名字相称，他在藏中接受教育，他对自己的“转世”身份是何看法?这个问题没有立刻得到解答，随后家族中两个更小的孩子拿卓嘎带回来的避孕套吹成气球去与其他小孩换哨子——这是小孩世界里的气球。只有在小孩的世界里，气球才真的只是气球。
很快，这个气球就破了。爷爷在放羊时去世，男主达杰询问喇嘛，得知爷爷会转世到自己家里。第二天卓嘎做了一个母羊产崽的梦，随即怀孕——还记得卓嘎向周措大夫预约结扎手术的事吗？这一次，周措对卓嘎的劝慰依然是科学而正确的，超生罚款与养育第四个小孩的成本都将成为这个家庭无法肩负的重担。然而，作为这个家庭转世迷局的局外人，大夫周措无法意识到爷爷将要转世回家的预言已经在这个家庭的轻重权衡里成为了天平本身。换句话说，只要喇嘛的预言依然还在，转世的观念就会依然存在，那么卓嘎作为女性，就始终无法拥有自己身体的主权。
主权当然需要争取，生育权作为女性生理构造决定的权力，先天地应该为女性所有，并成为女性权力的重要部分。而电影中卓嘎对这种争取的定义，是请求自己丈夫对自己堕胎的同意。既崇拜父亲又崇拜喇嘛的丈夫怎么可能会同意？他所唯一会做的仅仅只是为了一个抽象的信仰去伤害一个具体的人，并给这个具体的人让渡一些身为丈夫（本不该拥有又无足轻重的）的权力（如戒烟、戒酒），以为这种行为里包含着爱。此时的卓嘎应该知道，当丈夫说出“孩子生下来我养”时，他怎么可能有一个养育的方案呢？毕竟，在宗教里寄寓转世到来生的幸福，不就是他面对当下苦难的唯一方案吗？
第一次争取失败，心灰意冷的卓嘎选择自己去堕胎。可是，当丈夫携汪洋闯进手术室，当汪洋也让卓嘎留下孩子，表示爷爷生前对他很好，想让爷爷回到家里时，卓嘎第二次流泪了。这次流泪和与丈夫袒露想拿掉孩子时被掌掴而流泪不同，当受过教育的孩子也无法摆脱爷爷辈的观念，那种永世无法断绝的繁育将成为这个家族永远的精神脐带，始终将这个家族捆绑在越发干瘪的生活的胎盘上。
所以当汪洋询问卓嘎是否会和婶婶一样去当尼姑时，卓嘎没有回答。面对宗教给予的转世观念与其带来的剥削，唯一的逃避方法竟然是逃回到宗教之中，这种逃避逻辑本身也构成了一个轮回，而于这个轮回中遍历生死疲劳的每一位女性，其身份是信徒或是繁育者，都没有本质的区别。
汪洋很快要开学，卖羊换学费在所难免。在为家族创造价值的方面，女人与羊并没有本质区别；然而当汪洋说出不想念书时，达杰却不肯答应。事实上，如果达杰明白读书意味着摆脱这个家庭现有的困境的可能，那就说明他对这个家庭的困境本身是自知的。为何这种自知在妻子之口说出时却令自己如此愤怒，为何这种愤怒分明来源于一个自己所信仰的宗教，为何对宗教的信仰却没有带来更好的生活，这些问题，达杰面前的神像是回答不了的。
在野风呼啸、地产瘠薄的草原，达杰式的“大男子主义”确实也隐含了男性优势对女性提供的庇护；然而达杰开摩托车时身后马路上驶过的大巴，分明提醒着我们这是一个发生在现代的故事——在现代，女性本应如同周措大夫所言，拥有更多自由与选择。
这使得本片与女性主义相关。事实上，在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2018-2020年展播单元的总监看来，“女性导演的”、“以女性为拍摄对象的”、“女性主义的”三个影片类别，并不必然重合。尽管女性主义在不同的地域文化中存在不同的内含，但李银河所定义的“在全人类实现男女平等”依然可以看做是一种可靠的解释。对于一名导演，我们可以说万玛才旦表达出了非同男性中心的感受方式；但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没有将事实上遭受苦难的卓嘎强行塑造成一个更甘于负重与奉献的史诗般的英雄。这就使得电影的女主角得以逃脱出“坚韧——承担人的再生产——更加坚韧”的道德上的因果回环，也使得电影寄寓了更多人道主义的关怀。这种不刻意拔高的关怀，也可以看做是女性主义向政治正确僵化的消解。
影片接近尾声的时候，送完汪洋上学的达杰独自游走在藏中的商品市场里。他佝偻着背，缩着肩膀，不再是小家庭屋檐下那个威武的、精壮的种羊。达杰在跨上摩托车前视线看到集市上鲜红的大气球，这个镜头是我认为全片最震撼的镜头之一。最后，两个气球一个破了，一个在追逐中很快飞上了天空。两个小孩抬头看着气球，达杰也抬头看着气球，仿佛懂了些什么。在更遥远的地方，学生汪洋、妻子卓嘎、婶婶香曲卓玛、老师德文加、大夫周措也同时看着气球。气球是没有神性的，它不值得人们仰望。但在那无数道目光交错又汇聚的地方，不是酥油灯、不是神像，而只是一只鲜红的气球，那这只鲜红的气球，似乎也象征着某种鲜艳的精神自由。
然而，头总有俯下来的时候。当达杰看到少了一只羊的羊圈，当孩子看到空空如也的双手，当汪洋看到手中仅有的学费，当卓嘎看到日渐隆起的肚子，当卓玛看到通往庙堂的前路，当德文加看到台下爱人的侄子，当周措看到酒精擦拭过却没有用上的止血钳，这个关于气球的故事也就落下了帷幕。没有人会再买气球回来了。一如电影海报所暗示的，女性的孕肚本身就是这个家族的气球。它柔韧、易破、需要呵护，也能够为这个家族的男人带来快乐。唯一不同的是，它既不属于抚摩它的女性的双手，也不属于任何一片蓝色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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