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芷蕾最后那一刀既可理解，又不可理解。「日掛中天格外红」，电影竟然以这样的「红」来收尾。

可理解的是，张颂文最后也没说出原谅，而他这一去，辛芷蕾再也没有赎罪的机会——给他一刀，或许是对他如此惩罚自己的一种发泄，又或许是唯一能让他留下来继续偿还「良心债」的方法。张颂文不告而別之前的剧情铺排，尤其是公园里那一场，你会以为他们的结终於了结了，但其实没有。

他看似原谅了，但辛芷蕾意识到他只是因为她肚子里的孩子而决定放过她。辛芷蕾问张颂文，你为何要还钱给我？张颂文回答，给你养孩子。这个一无所有的男人此时不在乎那几万块钱，也许真的是出於善意，但对於「未获原谅」的辛芷蕾来说，这是一笔「情感高利贷」，从此不仅她欠他的，连她腹中未出生、与他毫无关係的孩子，也欠他的。而辛芷蕾戏剧性地在厕所流產后，眾里寻他千百度，终於找到张颂文，继续问，你不原谅了我吗？

那是辛芷蕾最需要得到答案的问题，张颂文却选择了沉默，然后转身离去。没有答案，其实也是答案，在辛芷蕾看来，给一无所有的张颂文钱，是她能做的弥补，但张颂文却將钱还回去，而且理由是给她养孩子。所以，再一次流產，对於辛芷蕾来说，不仅是再一次失去了自己的骨肉，而是「养孩子」这个理由根本不再成立。张颂文的肉身就算不久后因为癌症而消亡，却获得了辛芷蕾灵魂的永久扣押。

我很难判断这影片是否真的厌女。辛芷蕾破坏他人婚姻，又没有承担撞死人的责任，且在恋人替罪坐牢期间离弃恋人；而张颂文不仅替恋人顶罪，坐牢期间还死了老母，出来又身患绝症。从客观效果来说，男方可能更容易获观眾同情，女方更容易引起反感。正如《虎毒不》，明明是一名女性导演讲述女性育婴艰难无助的电影，客观效果却可能是很多人会觉得女主角是自討苦吃、不值得同情。对於创作者来说，一头扎进自己的创作里，出来的效果的確可能背离自己意愿。

但是，张颂文难道不令人反感吗？顶罪是他自己主动要求，他甚至坦承自己坐牢期间一度想推翻定罪，向狱警告发真正肇事者是辛芷蕾，而他最可恶的是，与辛芷蕾偶然重逢后折磨了辛芷蕾一通，又扮圣人不告而別（也许有不想拖累对方的好意），却对辛芷蕾吝於说出原谅两个字。沉默是最残忍的刀，杀人又诛心。这个角色既可怜也非常可恶，且始终没有任何的道德包袱，反而沉浸在自我牺牲的自我感动中。比起厌女，我会更怀疑导演是否「厌男」。

同时，影片也给了辛芷蕾申诉的机会。张颂文自己要求顶罪，其实剥夺了她赎罪的机会，反而造成她这么多年活在內疚之中，不在高墻之內却比被囚禁一样难熬。当然，要理解这一层逻辑，对於一般中国观眾可能有些难度。观眾更直观的感受，可能还是这个女人自作自受，如同辛芷蕾对自身苦难的认知是「我活该」。这无关乎两位主演的演技，反而我觉得二人恰到好处的演绎了两个角色的特点，如果你討厌这两个角色，有可能是剧本、角色的问题。剧本的问题在於，对於辛芷蕾的描写刻画，缺乏表现她在「开车撞死人」上的愧疚（仅通过一次对话呈现），更多的笔墨在於她的生活之苦和对张颂文的亏欠。

因逃避了法律责任而自责，因交通事故弄出人命而自责，这是中国人普遍存在的道德困境吗？別人替自己顶罪所以內心感觉对他有所亏欠，需要尽自己一切能力回报、弥补，却是一种很典型的中式恩情文化。而同时，渴望得到原谅，或者重视口头上的赦免，又很基督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其实很少见。

为辛芷蕾一角添加一层「第三者」的道德困境，无非是为了铺垫她腹中骨肉最后无法存活，斧凿痕跡明显，却其实不太必要，反而造成苦难层层加码，有「剧情狗血」之嫌。辛芷蕾和张颂文两人的关係和故事，以原谅、赎罪、道德绑架为主题，已经足够写成一个完整的剧本。

尤其是辛芷蕾与冯绍峰在酒店幽会一场戏，纯粹是通过「酒店」这种符合大眾刻板印象的符號，来表达他们俩是偷情的关係，但事实上，冯绍峰有辛芷蕾家的钥匙，他们最常碰面的地方是辛芷蕾的家——从编导角度来讲，女方的家可能偷情感不够，所以需要加插一段酒店幽会的戏。

最糟糕的是，辛芷蕾所遭受的道德绑架不只来自於成年人的张颂文，连冯绍峰那位未成年的孩子也知道道德绑架的威力，用自残身体来审判出轨的父亲、父亲的出轨对象，连同辛芷蕾肚中未有心跳的胚胎——电影其实一早给这个孩子判了死刑，他威胁到了另一个生命，不应该存在。

我不轻易断定影片厌女，是我相信人性的复杂，而影片恰恰呈现了这种复杂。儘管如此，辛芷蕾最后那一刀，以及张颂文象征原谅的拥抱，仍是让人很难理解。我更愿意说，剧本的问题，远大於厌女的问题。

在长途巴士站，能隨手从一张桌子上拿到一把刀子，是根本不可能的事。编剧將自己当成了上帝，上帝说要有刀，於是在一个不太可能有刀的地方有了刀，像一场拙劣的魔术表演。那把刀的出现，是编剧在自设的剧情逻辑里无法脱困的自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