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的前半段，刻画了一个大限将至的政府官僚。他的一生平平无奇，即将走向死亡时才发现青春埋葬在了官僚系统日复一日的文书里。这与托翁笔下的伊凡如出一辙。托尔斯泰赐予伊凡·伊里奇灵光一现的顿悟，而黑泽明更为善良，给了渡边自我超度的机缘。
对于伊凡而言，在小儿子的哀恸中，他感受到了不虚伪的亲情。他发现，他的死也许能够使得妻子和孩子们得到解脱。于是，“取代死的是一片光明”。而对渡边来说，他被一位充满活力的姑娘深深吸引，他瞪着骇人的眼睛，问她，”你告诉我，木乃伊怎么才能像你这样活着？“在一片生日快乐歌的欢声中，渡边迎来了新生，他发现，在死气沉沉的官僚系统中，也许也能做点什么。于是，渡边开始为建造一座城市公园四处奔走。
影片至此，都算不上惊艳。一个愚痴的官僚于临死前幡然醒悟，这算不上一个多出彩的故事。而镜头一转到了渡边的葬礼。公园已经建成，渡边因为癌症而暴毙，官僚们例行公事前去悼念，各自盘算着谁去接替渡边的职位，如何把修公园的政绩揽到自己名下。当副市长与其他官僚们退场时，一场好戏才正式开始。同僚们开始争论修建公园的功劳是否该归渡边；为什么渡边会性情大变，变得过分热心。此时，他艰难地游说过程才被同僚们讲述出来。在结尾，同僚们喝了不少酒，纷纷说不要这样生活了，我们要像渡边一样！而镜头一转，市政大厅依然上演着无尽的推诿扯皮，文书工作，与渡边生前并无两样。
在读完伊凡后，有个朋友问我，伊凡必须死吗？这个问题同样适用于渡边：渡边必须死吗？如果渡边不死，他还会一直埋头于盖章的公务生活中。只有在死亡的凝视下，他才会无处遁形。起初，他说，他小心翼翼地当官几十年，都是为了儿子，但那位姑娘当场就说，“母亲生孩子再辛苦，也不是这个婴儿的罪过。“此时，渡边必须独自一人直面自己僵死的一生，也必须独自一人承担生命意义之空无。姑娘说，自己每天在工厂里制作小兔子，就像和那些婴儿做朋友一样。渡边突然想到，自己应该为他人做点什么。由于渡边无需考虑生存、升职、家庭、社会地位，他只求一个活着的瞬间，因此他秉持着热忱四处游说，最终为他人带来了福祉。然而，这也是最大的悖谬所在。在复杂又臃肿的系统中，公职人员忙于成山的文书中，盼星星盼月亮，盼到上级暴毙死亡。如果“不死”，个体想要寻求细微的改变，是多困难的一件事！
无论是托翁还是黑泽明，都在提醒我们，在那个系统中，人性只能在死亡的缝隙中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