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魔鬼发挥这种作用，不等于发出下列陈词滥调:就起源而论，恶是障碍、诱惑、试验场地，它迫使善实现自身，迫使善从潜在性走向现实性。那什么是恶？在谢林看来，恶是本理应保持纯粹潜在性之物的现实化:同样的力量，只要一直处于后台，就能为人的行为提供安全的、照料性或保护性的基地，但一旦化为现实，就会变成最具破坏性的狂怒。沿着这样的思路，在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看来，再也没有比干预政治生活、为权力欲望驱使的女人更令人恐惧和恶心的了。与男人的野心勃勃不同，女人渴望权力，为的是促进自己的狭小家庭的利益，甚至更糟，满足她反复无常的性情需要，因为她无法理解国家政治的普遍性维度(Universal dimension)。这是对谢林下列主张的一种解读:“同样的原则、在其无效时，会运载和支撑我们，在其有效时， 会消耗和毁灭我们 ”在被置于正确的位置时，权力可以是良性和抚慰性的；权力一旦它在较高的层面上发挥干预作用，在本不属于它的层面上发挥作用，就会变成它的激进对立物，变成最具破坏性的狂怒。同样的女性特质(femininity),如果处于封闭的家庭生活之内，就是保护性的爱(protective love)的力量，如果表现在公共事务和国家事务的层面上，就是淫荡的狂热。......在与此不同的层面上，黑格尔提出了同样的观点:某个基础(Ground)具有的抽象普遍性(abstract universality) 一旦得以直接实现，就会变成绝对恐怖(absoluteTerror)发出的破坏性愤怒，而如此狂怒会毁灭所有特定的内容。我们应该这样概括这一原则: 因此恶是基础(Ground)的实现这一原则。

这也是《星球大战》(StarWars)这一传奇的意识形态旨趣。更确切些说，这是《星球大战》关切时刻——“好人”肯·阿纳金(Ken Anakin)向“坏人”黑武士达斯·维德(Darth Vader)的逆转--的意识形态旨趣。《星球大战》在此利用了下列两者的显而易见的并驾齐驱:一是个人层面，一是政治层面。在个人的层面上，“解释”涉及在佛教中颇为流行的陈词滥调:“因为挂念俗物，他变成了黑武士达斯·维德。他放不下母亲；他放不下女友。他放不下俗物。这会使你变得贪婪，而你一旦变得贪婪，就会踏上通往黑暗世界的道路，因为你害怕失去那些俗物。”绝地武士团(JediOrder)被描述为封闭的男性共同体， 它禁止自己的成员有男女私情。这是瓦格纳歌剧《帕西法尔》(Parsifal) 中圣杯共同体的新版本。但更具启示意义的是与个人层面并行的政治层面:“共和国是如何变成帝国的？与这个问题平行的是:阿纳金是如何变成黑武士达斯·维德的？好人是如何变成坏人的，民主是如何变成独裁的？不是说帝国征服了共和国，而是说帝国就是共和国。”帝国诞生于共和国内在的堕落:“有一天，莉娅公主(PrincessLeia)和她的朋友一觉醒来，说:‘这不再是共和国，这是帝国。我们都是坏人。’”我们不能无视这个罗马帝国的当代内酒，即从民族一m家们企球缩国的转移。因此，我们应该就在哈特(Hardt)和奈格里(Negri)的《帝国) (Empire)的背景上解读《星球大战》提出的问题，即从共和国走向帝国的问题:它是从民族-国家向全球帝国的转移。


《星球大战》展现的世界具有多种多样、前后不一的政治内涵。这是理解这个世界具有的“神话”力量的关键:自由世界与邪恶帝国(Evil Empire)的对峙；民族-国家的退却--可以赋予这种退却以布坎南-勒庞的右翼内涵(Buchanan-Le Pen Rightist connotation);公主、由精英绝地武士团的成员等身份高贵之人的征兆性矛盾--他们保卫“民主”共和国，抵抗邪恶帝国；最后，对“我们怎样成了坏人”这一问题的正确的关键洞识。恶贯满盈的帝国并非自古有之的，它是在我们这些“好人”与恶贯满盈的帝国的搏斗中诞生的，在我们这些“好人”与古已有之的敌人搏斗中诞生的。以今天的“反恐战争”为例，问题是这场战争会把美国变成怎样的国家。也就是说，政治神话并非具有某种确定的政治意义的叙事，而是空空如也的容器，容纳着众多前后不一甚至相互排斥的意义。问“但这种政治神话真正意味着什么？”是错误的，因为如此政治神话的“意义”，只是用来充当容纳众多意义的容器的。

《星球大战前传一:魅影危机》(Star Wars I:The Phantom Menace) 已经提供引导我们进人这种魅力帮(malee)的重要线索。第一是年轻的阿纳金的“基督”特色。他母亲声称她是以圣灵感孕(immaulate conception)的方式怀上他的，他在比赛中大获全胜也与《宾虚》(Ben Hur)这个“基督故事”中的著名的战车比赛有异曲同工之妙。第二是下列事实--他被确定为有潜能“恢复力量平衡”之人。因为《星球大战》的意识形态世界是新世纪的异教世界，这样说是完全符合逻辑的：恶的核心形象应与基督一脉相承--在异教的世界里，基督事件(Event of Christ)乃终极丑闻(ultimate scandal)。

这把我们带到了《星球大战》系列影片最新的《西斯的复仇》 (Revenge of the Sith)那里:为执着于这些新世纪主题付出的代价，是它低劣的叙事品质。这些主题是阿纳金逆变为黑武士这个过程--这是整个系列影片的关键时刻--缺乏恰当的悲剧肃穆(tragic grandeur)的终极原因。影片没有关注阿纳金的狂妄自大，没有把这种狂妄自大视为势不可挡的欲望--干预的欲望、行善的欲望、为他的心上人艾米达拉(Amidala)坚持到底的欲望、由此而来的堕入黑暗面(Dark Side)的欲望。影片只是把阿纳金描绘为优柔寡断的勇士，他迁就权力的诱惑， 成为邪恶帝国的猎物，并逐渐走向邪恶。换言之，导演乔治·卢卡斯(George Lucas)缺乏真正的勇气，像他本人提议的那样，把下列两者并列起来:一是从共和国到帝国的嬗变，一是从阿纳金向黑武士达斯·维德的转变。阿纳金理应成为魔鬼，因为他过度依附自己的行为--看到邪恶无处不在，并与之一决雌雄。他不应该摇摆于善恶之间，而应该转向邪恶，因为他在依附于善时采取了错误的模式。例如，当共和国的议长帕尔帕廷(Palpatine)向阿纳金招认，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邪恶的西斯尊主(Sith Master),并表明他有组建帝国的意向时，他利用了阿纳金的恐惧及其他弱点，利用了年轻绝地武士的自负和傲慢，把绝地武士说成是腐败和低效的团体，说成是阿纳金饱受痛苦的原因。

在影片即将结束时，阿纳金获悉帕德美(Padme)帮助欧比旺(Obi-wan)寻找他。这时，他无法控制自己可怜的激情，怒殴帕德美，以法力扼住她的咽喉，使她双脚离地，然后把她扔到墙上，使她头部受伤。 后来在与欧比旺决战后，阿纳金恢复了意识。他问欧比旺，帕德美在哪里。帕尔帕庭(Palpatine)告诉他，是阿纳金自己杀死了她。阿纳金尖叫着，把法力转换为狂怒，墙体挡住了他的攻击，但他把医疗机器人打得左右摇摆，这样帕尔帕庭才使自己免受袭击....这两个场景是这部影片失败的缩影:无法控制的破坏性愤怒，完全相同地进发了两次，第次是针对帕德美的，第二次是因为第一次行为而生出的懊悔。阿纳金在这里似乎在两个立场摇摆:一种立场是“坏”的，是对帕德美暴跳如雷；一种立场是“好”的，是对她的懊悔和爱。正确的做派应该是表明，阿纳金对帕德美的过度的爱，阿纳金对帕德美的过度依附，使他走踏上了邪恶之路...

欧比旺与阿纳金的最终对决导致的结局是，阿纳金失去平衡，跌入了烈火熊熊的深坑。他在那里被可怕地烧焦，像被油炸过一样。在他气如游丝之时，帕尔帕庭的党羽救了他，把他送往医院。在那里，他还活着，只是已经失去四肢，丑陋不堪。他被浸人用于治疗的液体。帝国的医疗机器人治愈了他，把他变成了星球中的装甲恐怖斗士。我们都知道，他就是黑武士达斯·维德。到最后，由阿纳金变成的黑武士走出医院，步行在星际驱逐舰的舰桥的，加入他的新主人、银河系皇帝达斯·西迪厄斯(Darth Sidious)的行列。他们透过窗口，凝视着他们正在建造的终极武器--死亡之星(Death Star)。黑武士邪恶地喘息着。他现在是机器，不再是人。

在这里，两个时刻是至关重要的。在决战即将结束之时，欧比旺最后一次吁求阿纳金回到善的道路(path of Goodness)上来。阿纳金拒绝了。尽管他已经身负重伤，还是竭尽全力，试图反击。我不禁要把阿纳金的坚持，视为真正的伦理立场(ethical stance)。这种立场类似于莫扎特笔下唐璜坚守的那种伦理立场。到了最后关头，石头客(Stone Guest) 要拯救唐璜，但被唐璜拒绝。在这两种情形下，在内容的层面上显现为对恶的选择(choice of Evil)之物，在形式的层面上显现为强调自己伦理一致性(ethical consistency)的行为。也就是说，阿纳金和唐璜都知道，从实用的自私自利的角度看，与邪恶一刀两断更为可取；他们全都死到临头，知道一味坚持选择邪恶，并无利益可图。尽管如此，以一种挑衅行为--这种行为不能不显现为异乎寻常的伦理行为，他们继续勇敢信守自己的选择。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要坚持原则，而不是因为他们期盼获得物质利益或精神利益。

通过这种伦理一致性，通过他对生存选择(existential choice)的这种忠诚，作为一个主体的阿纳金出现了。他是《星球大战》系列影片中唯一真正的主体。我们应该在此赋予“主体”一词以严格的哲学身份(philosophical status):主体与人截然相对，主体是处于人类内心深处的非人怪物(inhuman monstrosity)这一过度性内核(excessive core)。这也是达斯·维德不只是阿纳金的面具的原因。我们可以借用古老美好的阿尔都塞的公式说，阿纳金这个人被询唤成了主体达斯·维德。

这个新生主体性(newly borm subjectivity)充当特权媒介是语音， 即那个怪异的、一直都在回响的语音。在随后的几部影片中，这样的语音成了达斯·维德的标志。以这种语音，外部世界与内心世界奇异地重合在一起。他的语音通过机器增大，被人工放大；不过，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仿佛为了密切注意喘息的声音，内在生命直接回荡在这种语音中。它是幽灵般的语音，不是肉体器官发出的声音：它不是日常外在现实的一部分，而是“精神现实”这一实在界的直接表现。

《星球大战》之三《西斯的复仇》的失败是双重的。首先，按它自己的标准，它是失败的。它没有把阿纳金的变恶展现为他过度依附于善的产物。不过，这种想法--我们过度依附于善会导致恶--是司空见惯的智慧，是标准的警告--警惕说教狂热可能招致的危险。我们应该做的--这是这部影片的第二大失败，它真正错失的机遇--是把这整个格局(constellation)颠倒过来，把阿纳金-维德描述成好人，代表着善之“恶魔”根基的好人。也就是说，我们的伦理担当不就源于我们“过度”的关切和依附，不就依附于我们的下列行为--随时准备打破平庸生活的平衡，并为我们追随的事业甘愿拿一切做赌注？这也正是正常的基督教之爱的主旨:对所爱之人的过度关切，干扰了整体之平衡的“偏爱”担当。这也是这样说的原因:在《西斯的复仇》即将结束时， 达斯·维德要他的儿子卢克(Luke)摘下达斯·维德的面具，这样儿子能够看到父亲的人的面孔，这时，展示一个人的面孔等于伦理退化，即向尼采所谓“人性，太人性”的那个维度的退化。在其最后时刻，达斯·维德使自己去主体化了，使自己变成了凡人:我们失去的是作为主体的维达，是挡在黑色金属面具后面的那个人(不要把面具与面具后面的人性面孔混为一谈)，是以人工方式发出回响的那个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