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来讲讲1962年的巴西电影《诺言》。影片由安塞尔莫·杜阿尔特执导,曾在第十五届戛纳电影节上获得金棕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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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主人公是一个叫“赛”的农民,他为了还愿,背着一个大十字架与自己的妻子一起从故乡到州府。然而在州府的教堂,那里的教士却拒绝了赛要将大十字架献给他们的请求,原因是教士觉得赛所信奉的是某种异端邪说。赛因此被困在教堂外的阶梯上,故事也逐渐发展成一场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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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言》这部影片所要表达和批判的东西很多。其中对主流的宗教势力的批判是影片的核心。

影片开头通过多个场景展现了当时巴西的社会风貌,也间接暗示了主角赛生活的艰辛和贫困。在这种环境下,宗教无疑成为了抚慰人心的工具。

赛无疑是一个虔诚的信徒:为了向神表示感谢,他背着一个大十字架,从自己所居住的村庄走到了州府。但他的信仰和愿望却遭到了教士的反对——这反应出了教士的傲慢与迂腐:他只将官方的、主流的宗教学说视为正道,而民间信仰却被他视为异端。影片多次对教士进行仰拍,对赛进行俯拍,这反应出他们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同时这也在暗示,这个教士的迂腐、傲慢,可能并不是个人问题,而是整个宗教体系和上层阶级所共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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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众人抬着神像进入教堂的时候,赛也在队伍旁边,一边走,一边仰视着那尊神像,这展现了他的虔诚。影片将神像的和赛仰视神像时的表情剪切在一起,神像被高高抬起,而人物却在它之下,亦步亦趋地跟着它走,这显示出了宗教对人的控制。但神像一直是面无表情的,是死物,而人物却是有自己的表情的,是活的,也就是说,一个看上去很有威严的“死物”在控制着活物,这让本片具有一定的魔幻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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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生动揭示了部分媒体人贪婪成性、唯利是图的特点,他们为了追逐新闻热点,不惜对事件进行夸大其词、添油加醋式的炒作,但他们却并不在意主角的真实意愿。这样的一些媒体人,至今也依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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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甚至将塞包装成可以拯救世人的“新耶稣”,对他进行炒作。但赛对此事并不知情。这些媒体人只顾着自己的利益以及宣扬自己的政治观点,而忽视了赛本人的困境与想法。而在这些媒体人的煽动下,很多不明真相的民众在看过报纸后,都来到了教堂门口,来看这位“救世主”(从民众的话语中也能看出,当时巴西的社会矛盾也极其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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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部六十年代的巴西电影,《诺言》还展现了巴西的文化元素,包括宗教仪式——当赛到达州府的第二日,城里正在举行迎接神像进入教堂的仪式、民间信仰——当赛的驴子生病的时候,他找来了一个当地的巫师为其帮忙、民族音乐和歌舞——不论是在乡村还是在州府,有关歌舞的片段也是随处可见,片中的人物敲着鼓,歌唱着热情、高昂且欢乐的歌曲,而舞者们也在这音乐的烘托下愉快地舞动着身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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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言》还描绘了巴西社会中的诸多小人物。除了主角赛外,还包括默默无闻的小诗人、舞者、小酒馆老板、底层黑人、步入中年的妇女等等,影片通过对这些人的刻画,展现了巴西社会的多元面貌和较为复杂的社会生态。尽管影片的主要场景非常有限,但这些限制的空间反而强化了角色间的行为冲突与社会互动。

影片一开始,教堂附近的群众对赛的态度要么是嘲讽要么是单纯的看热闹。而在媒体的煽动下,教堂外的人也是越来越多。而伴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群众被赛的固执和坚定所打动,并跟他站到了一起。这个时候,赛不再只是一个要去教堂还愿的农民,而是不自觉地成为了一个抗争者,一个底层民众与教会和上层阶级作斗争的核心人物。

影片最后赋予了赛抗争意识——他意识到一味的哀求并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

赛首次尝试反抗,是他举着手中的大十字架,准备冲进教堂,并连续冲击了两次,然而这并没有取得成功。

赛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反抗,是几个政府官员要将他带走,而坚信自己没有错的赛丢下了大十字架,拿出一把小刀,准备与对方拼命。这也是放弃宗教,真正开始抗争的表现。然而赛并没有反抗成功,还失去了生命。一个虔诚的教徒,被自己的宗教信仰背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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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赛的牺牲也让教堂门口的普通民众醒悟了。人们将赛的尸体放在他的大十字架上,向教堂大门冲撞而去。此时,抗争的主体不再只是一个人,而是全体的人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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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一次,人民群众的团结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们终于冲进了教堂。赛尽管已经牺牲,但他也成为了某种精神象征。

此处的背景音乐为巴西的民间音乐,这音乐极大的烘托了现场的氛围,同时也在暗示着人民群众的胜利。在这音乐声中还夹杂着钟声,似乎是在为宗教势力和上层阶级敲响丧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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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言》是巴西电影史上一部极其重要的电影,它的手法上没有后来巴西新浪潮那么先锋,但对巴西社会的批判、对巴西文化的反应以及对巴西底层民众的刻画也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