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雾中的她》是阿根廷电影小组“潘佩罗小组”成员之一劳拉·西塔雷拉的最新力作,而“潘佩罗”在西语中代表“从潘帕斯吹来的风”,正和本片一样,潘佩罗小组的电影创作就如一阵草场上的清风,其以开阔新颖的电影观念和“作坊式”的团队创作模式正在对当下全球电影节以导演个体的“作者性”为拥蹙的美学秩序产生冲击。在电影的视听语言技巧近乎穷尽的今天,《迷雾中的她》仍然以不断生成与变化的影像、松散神秘的故事结构和史诗般的片长,邀请我们踏上一场的感官的奇遇。
一、日常的神秘:拒绝谜底的谜题
《迷雾中的她》分为上、下两个部分,而两部分也互相形成镜像式的互文关系。在上部中,故事聚焦于由劳拉的“消失”这一谜题所牵扯出对当下时态语境的影响,并以这一谜题为原点,如树叶的脉络般生发出无数更加引人入胜的谜题。但是本片导演劳拉避免对这些谜题般的经历给出任何结论性的谜底,而是回归于故事本身的魅力,让观众与电影素材直接建立联系,进入一种视觉叙事的催眠状态。
在上部中随着男人们的寻找,我们得知劳拉与情人共享的秘密:一个在书籍中寻找陌生情色信件的侦探游戏。而这一游戏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劳拉与情人暗生情愫的温床。随着劳拉和男人对于信件的寻找,游戏中的男女主人公的羁绊实则已经成为劳拉与男人关系的对位。二人在夹杂想象、冒险和探索的虚构故事中提前进行了情感的操演,生活与故事,现实与虚构、影像与文字,形成一种微妙的互文关系。正当男人认为劳拉的消失一定与自己的游戏有关,并由此展开寻找时,下部劳拉的视角却勾连出一个关于湖边水怪的更大的谜题。
经由劳拉电台同事的分享,男人得知了劳拉“消失”后的经历,而这些宛如谜团矩阵般的经历仅通过男人佩戴的耳机,以一种口述的方式上演。作为观众,我们见证了一个普通的电台演播厅内是如何上演一出极具神秘感和魅惑力的日常戏剧,日常与神秘,生活与戏剧,又在一种强大的催眠力量下达到一种晕眩般的含混状态。而在男人的幻想中,其与劳拉坚不可摧的关系也不攻自破,原先的爱情侦探故事逐渐变成一个奇幻漫游之旅。
二、缺席与在场:身份主体的倒置
“消失的女性”这一情节早已成为一种剧作上的滥觞,女性或成为一种供人想象的景观,或成为一个推动情节发展的节点。而在本片中,劳拉的“消失”却恰恰是以极强的在场性为前提的,这一切都源于导演对于叙事身份主体的倒置。
在上部中,丈夫和情人,这两位男性面对突然消失的劳拉,找来各式各样的合理化推测,并为自己和劳拉共享一段私人秘密而感到获得战利品一般的骄傲。劳拉的丈夫找到劳拉遗落的书《一个获得性解放的女共产主义者的自传》,并在上面发现一段话:
“男人总是试图把他们的自负强加给我们女人,使我们完全适应他的目的。于是,内心的反叛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因为‘爱’变成了一座监狱。”
“我必须走,必须与被选中的男人决裂,这是一种潜意识的感觉,我已经把自己暴露在丧失独立存在的危机之中。”
此时他一脸了然于胸的样子对另一个男人说:“ 发生了什么已经再清楚不过。”正如他所阅读的文字一般,他用爱情和婚姻的叙事为劳拉的离开赋予“正确的理由”,并对自己与事件的高度掌控力和关联性深以为然。而情人面对这一切,内心毫无波澜,因为他深知,这本书只是自己与劳拉冒险游戏的一块拼图,在这场关于劳拉的争夺赛中,情人毫无疑问的“胜利”了。
然而随着情节的发展,情人对于劳拉消失的推测和私人的情愫被一种微妙又残忍的方式消解:他自以为与劳拉共同冒险、解码的暧昧游戏,实际上只是劳拉的选择中最微不足道的背景板,劳拉的离开与他毫无关系。
由此,男性对于情感关系的掌控欲和自以为是的图解在“缺席”的劳拉面前彻底溃败。劳拉以“缺席”的方式给看似占有叙事视点的“寻找中的男性”带来巨大的影响,而她才是拥有至高无上的在场性和叙事视点的主体,同时也以此宣告了男性对于定义、阐释和竞争的殷切与荒谬。
三、自然的使者:从男性叙事中出走
在下部中,劳拉围绕湖边水怪的新闻与两位女性伴侣相识,在经历了三人朝夕相处的亲密时刻后,两位女性伴侣却因危机突然逃离,劳拉也在这一切结束后选择离开过往的生活,在自然间漫游。
我们可以强烈的感受到男性角色对于定义谜团、与对手竞争的热切,渴望获得对一切领域的阐释权。而以劳拉、电台同事为代表的女性角色则更加顺应自然的节律与潮汐般的生活状态。劳拉作为植物学家,爱好给一切未被发觉的物种进行归纳,听从自然的感召,走入一种生命的化境。
导演也称梭罗的《散步》给予本片很大的影响,梭罗主张的对于精神生活的境界追求也与本片的态度相契合:
“仲夏的天很蓝,风很温暖。饭后我喜欢在小区树阴下散步,听知了无忧无虑的鸣叫,看鸟儿在清绿的树枝里跳跃。轻松隐身于小径享受着柔和的光点点洒落,偶遇一只螳螂高举着螂臂拦住去路,蹲下身向它打个招呼,我只是借道而行。”
“我只是借道而行”,正如劳拉在信件里看到的生活方式一般:在水边分娩,于晚霞中游历,她也在文字的世界中提前进行了自身生命的预言和操练。结尾类似《爱情万岁》的摇镜头同样意味深长,镜头一开始,劳拉躺在一片草野地旁,镜头开始左摇,我们看到一片水草丰茂的湖泊,然后镜头开始回摇,一切都如往常,只是劳拉早已经不在那里了。
颇有意味的是劳拉并非作为客体消失在观众的视点里,而是作为一个选择性的主体在我们的视点外出走了。
同样名为劳拉的导演劳拉·西塔雷拉借由一个生命脉络般的故事向我们表达这样一种态度:女性可以随时在没有任何显性危机的情况下拒绝和出走,而不成为其他叙事主体想象的景观或某种意义的譬喻,我们永远可以出走,并不是为了“什么”。而这样一种对于男性叙事的拒绝,姿态却是温柔又自得。
(部分内容参考导演个人访谈)